造船厂的工期比林远预想的顺利得多。梁师傅带着几十个工匠，从打地基到立船台，从铺龙骨到装肋骨，每一道工序都卡得死死的，一天不拖，一天不赶。木料从婆罗洲运来，铁件从广州运来，帆布从印度运来，缆绳从爪哇运来，林远的人脉像一张大网，把半个亚洲的物资都网进了马六甲这个小小港口。

    平松叼着烟斗蹲在船台上，盯着工匠们拼装船板。他已经在马六甲待了大半年，皮肤晒得比当地人还黑，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烟斗换了两根，都是梁师傅用当地硬木给他削的。他指着船板的接缝，用西班牙语骂了一句，又用半生不熟的马来语喊：“这边的缝！再紧一点！”工匠们听不懂西班牙语，但能看懂他的手势，赶紧拿锤子敲了几下，木板严丝合缝地贴在一起。

    迭戈的伤早就好了，左臂上留了一道长长的疤，像一条趴在皮肤上的蜈蚣。他没事就往船厂跑，跟工匠们混得烂熟，学会了用马来语骂人，还学会了几种当地小吃的做法——烤沙爹、椰浆饭、咖喱角，天天换着花样做，把毛球喂得圆滚滚的，像个毛茸茸的皮球。毛球头上的花换了一朵又一朵，今天是粉色，明天是黄色，后天是紫色，陈婉儿在会馆后院种了一片花圃，专门给它提供头饰。

    陈婉儿在前一个月生了。不是在海边，不是在船上，是在会馆的后院，稳婆是陈近南从城里请来的，五十多岁，接生了上万个孩子，手里没有一条人命。生产过程很顺利，从发作到落地不到三个时辰，陈婉儿喊了几声，小红在旁边哭，毛球蹲在窗台上瑟瑟发抖，林远在院子里来回踱了一百多圈，鞋底都磨薄了一层。

    是个儿子。

    七斤六两，哭声嘹亮，像有人在院子里吹喇叭。陈近南抱着外孙，手都在抖，眼眶红红的，嘴上却说“这孩子嗓门真大，像我”。林远从岳父手里接过儿子，小家伙皱巴巴的，脸红得像猴屁股，闭着眼睛哭，哭得浑身发抖。林远看着这张小脸，心里像有一块石头落了地，又像有一团火在烧，烧得他鼻子发酸，眼眶发烫。

    “叫林海。”他说，“林远的海，陈婉儿的海，广州到马六甲的海。”

    陈婉儿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但眼神亮得像星星。她伸出手，林远把儿子放到她臂弯里，她低头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眼泪掉下来了，但嘴角带着笑。“林海，林海，好听。”

    毛球从窗台上跳下来，蹲在床边，歪着脑袋看婴儿，伸爪子想摸，被迭戈一把抓住。“别碰！你手脏！”毛球委屈地吱吱叫了两声，缩回爪子，用嘴舔了舔，好像在说“干净了”。迭戈还是不松手。

    现在，林海已经快满月了。陈婉儿出了月子，身子恢复得不错，但林远不让她去船厂吹海风，她就每天在会馆里带孩子，做针线，顺便帮陈近南核对几笔账目。毛球成了林海的“守护猴”，天天蹲在婴儿床边，圆溜溜的眼睛盯着小家伙，一动不动，像一只看家护院的狗。林海哭的时候，它吱吱叫两声，林海就不哭了，歪着脑袋看着它，像是在认这个毛茸茸的玩伴。

    船建成的消息传遍了马六甲。苏丹派了人来问，哪天下水？他要亲自来剪彩。陈近南说，选个好日子，别赶上雨季。平松说，船漆还没干透，再等几天。迭戈说，管他干不干，先下了再说。林远最后拍板——十天后，雨季还没来，船漆也干了，正好。

    日子定下来之后，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去。城里的商人、码头的脚夫、附近渔村的渔民，甚至从马六甲海峡对面坐船过来的人，都想知道林远造的这艘船到底有多大。有人说，比苏丹的旗舰还大一倍；有人说，能装一百门炮；有人说，船头雕着一条龙，龙的眼睛是红宝石做的。林远听了哭笑不得——龙眼确实是红的，但那是红漆，不是宝石。

    下水那天，天还没亮，船厂门口就挤满了人。

    不是那种慢慢聚集起来的、像涓涓细流汇成江河的多，而是那种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的、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多——码头上站满了脚夫，栈桥上站满了商贩，岸边的礁石上站着几个不怕摔的老头，连对面小岛上都有人划着独木舟过来看热闹。孩子们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大人在后面喊“别乱跑”，喊了也白喊，孩子们钻得更欢了。

    苏丹的轿子停在船厂门口，金色的轿身在晨光中像一盏巨大的灯笼。苏丹今天穿得格外隆重，金色的长袍换了新的，金线绣得更密，宝石镶得更大，头上的羽毛拔了，换了一顶镶满钻石的小金冠。他拄着一根镶着红宝石的拐杖，在侍卫的簇拥下走进船厂，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像是在走红毯。

    陈近南穿着那件崭新的青色长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腰板挺得笔直，站在船台旁边迎客。王福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账本——不是要算账，是要记录今天来了多少人、谁送了贺礼、谁没来，这是人情往来，马虎不得。

    陈婉儿抱着林海站在看台上。她穿了一件大红色的褙子，头发盘了个高髻，插了一支金步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