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问出那句话的时候，整个太和殿安静得像一座坟墓。不是那种压抑的安静，而是那种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一个字的安静。林远站在殿中央，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有好奇的，有审视的，有不屑的，有期待的，像无数根针，从四面八方扎过来。他深吸了一口气，稳住心神，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回陛下，玉米亩产五百三十斤，红薯亩产六百二十斤。这是臣在广州沙地上种出来的数据。土还没养熟，如果地力跟上，产量还能更高。”

    朝堂上炸开了锅。不是那种“轰”一下全部炸开的炸，而是那种窃窃私语像蚂蚁搬家一样慢慢蔓延开来的炸——左边有人在嘀咕，右边有人在交头接耳，后面有人在摇头，前面有人在皱眉。嗡嗡嗡的声音越来越大，像一群蜜蜂在殿内飞舞。

    一个白胡子老头从左侧的队列里站了出来。他穿着红色官袍，补子上绣着仙鹤——一品文官。林远不认识他，但能感觉到这个人分量很重。他走路的姿态、站立的姿势、看人的眼神，都带着一种“我在这个朝堂上说了算”的气场。

    “陛下，”白胡子老头抱拳行礼，声音苍老但洪亮，“臣有本。”

    皇帝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敲，嗒嗒两声。“马尚书，你说。”

    马尚书？林远心里一动，礼部尚书马文升？他在广州听胡大海提起过这个人——三朝元老，威望极高，说话比内阁首辅还管用。林远心里咯噔了一下：这种级别的元老出来反对，他今天这关不好过。

    马文升转过身，看着林远，目光像一把没有开刃的刀——不锋利，但很重。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秤砣一样沉。“怀远伯，你说你种的玉米亩产五百多斤，红薯六百多斤。本官问你，这些数据，是谁记录的？谁核实的？有没有人作证？”

    林远不慌不忙，从怀里掏出那本跟了他一路的牛皮账本，双手捧过头顶。“回马尚书，这是臣在广州种玉米时每日记录的账本——播种日期、发芽日期、生长天数、株高变化、每株结几个棒子、每个棒子多少粒、总产量、亩产量，每一笔都有记录。刘大夏刘总督派了农官全程监督核实，数据真实可靠。”

    刘瑾从皇帝身边走下来，接过账本，转呈给皇帝。皇帝翻开账本，一页一页地看，看得很慢，眉头一会儿皱一会儿松，像是在核验一笔重要的账目。

    马文升没有退回去，站在那里，继续发问。“你方才说土还没养熟，产量还能更高。本官问你，养熟了能高多少？”

    林远想了想，说：“臣在非洲种过玉米，那块地种了三年，土养熟了，亩产达到六百八十斤。在印度见过有人种红薯，亩产八百多斤。大明的土地比非洲和印度的肥沃，如果地力跟上、品种选优、技术得当，玉米亩产六百斤、红薯亩产八百斤，不是不可能。”

    朝堂上的嗡嗡声更大了。有人惊呼，有人嗤笑，有人摇头，有人若有所思。

    右列又站出来一个人，中年，胖乎乎的，穿着青色官袍，补子上绣着锦鸡——三品。他抱拳行礼，声音尖细，像指甲划过黑板。“陛下，臣以为怀远伯所言夸大其词。亩产八百斤？大明的稻田，最好的上等田，风调雨顺也不过三百多斤。他一张嘴就是八百斤，不是欺君是什么？”

    林远看了他一眼，不认识。但他不打算问这人是谁，只打算回答他的问题。“这位大人，臣说的是红薯，不是水稻。水稻要水，红薯不要水；水稻要肥，红薯不挑肥；水稻种在平地上，红薯种在山坡上也能长。不同的东西，不能放在一起比。”

    胖官员被他噎了一下，脸涨得通红。“你……你这是强词夺理！”

    林远不卑不亢：“大人，臣说的是事实。陛下可以派人去广州、去河南、去湖广看看，百姓们种的红薯到底长了多少。”

    马文升又开口了，这次不是质问，而是陈述。“怀远伯，不是本官不信你。是朝廷做事，不能凭你一张嘴。你说亩产八百斤，就得拿出八百斤的证据。你说百姓在种，就得拿出百姓种了的凭证。”

    林远从怀里又掏出一样东西——一封信。信是牛皮纸信封，边角磨得发毛，封口处盖着一枚朱红色的印章。他把信封举过头顶。

    “马尚书，这是刘大夏刘总督给陛下的信，里面详细汇报了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推广玉米红薯的情况。三省去年共种植玉米八千亩，收成四百多万斤；红薯一万二千亩，收成七百多万斤。百姓反映良好，自愿扩大种植规模。陛下可以御览。”

    刘瑾又把信转呈上去。皇帝拆开信封，抽出信纸，看得更快了——不是不认真，是刘大夏的字写得工整，条理分明，一眼就能看清。看完之后，皇帝把信放在桌案上，手指在信纸上点了点，抬起头看着朝堂上争论不休的大臣们，开口了。声音不大，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