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除夕，京城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鹅毛般的雪片从铅灰色的天空飘下来，落在海国公府的琉璃瓦上，落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上，落在门口那两尊汉白玉石狮子的头顶上，把它们变成了两只白胖的狮子。林远天没亮就起来了，站在院子里看雪。毛球比他起得还早，蹲在桂花树最高的枝头，浑身落满了雪，像一只白色的小绒球，只有眼睛是黑的，滴溜溜地转。

    “毛球，下来，雪太厚了。”林远在下面喊。毛球不理他，抖了抖身子，雪片簌簌地往下掉，砸在林远头上。林远抹了一把脸，笑了。

    厨房里热气腾腾，小红带着几个厨娘从凌晨就开始忙。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铁锅上炖着鸡、鸭、排骨，汤咕嘟咕嘟地冒泡。蒸笼摞了七八层，里面是年糕、发糕、馒头，白花花的热气把厨房的窗户糊成了毛玻璃。小红系着围裙，额头上全是汗，一边翻锅一边喊“烧火的小点火，蒸笼快糊了”。

    陈婉儿也起了个大早，给三个孩子换上新衣服。林海穿着一件蓝色的小袍子，领口绣着金线云纹，腰系丝绦，脚踩黑布靴，头发梳得油光光的，像个小大人。他不习惯这身打扮，站在原地不敢动，生怕把衣服弄皱了，两条手臂僵在身体两侧，像一根被捆住的木桩。陈婉儿给他整了整领口。“好看，别动。”林海嘟囔了一句“好紧”，但没敢动。林澜穿着一件粉色的小袄，头上扎了两个小揪揪，用红色的绸带系着，像两个小灯笼挂在耳朵上面。她在镜子前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觉得很好看，对着镜子咧嘴笑了，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牙床。林洋穿着大红色的小棉袄，被陈婉儿抱在怀里，睁着那双蓝汪汪的眼睛四处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看到大家都在笑，也跟着笑，口水流了一围兜。

    陈近南是腊月二十九从广州赶到北京的。六十八了，膝盖的毛病越来越重，走平路还行，上下台阶得扶着扶手。但他不肯让人扶，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倔得像一头老牛。他穿着一件崭新的青色长袍，花白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头发用一根木簪束着，精神矍铄。他一进门，林海就冲过去抱住了他的腿。“外公！”陈近南低头看着这个蓝眼睛的外孙，笑了，弯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胡子茬扎得林海直缩脖子。

    “海儿又长高了。像你爹。”

    林海仰着头。“外公，我爹说您膝盖疼，我给您揉揉。”陈近南的眼眶红了，摸了摸林海的头。“好，好。”

    陈婉儿抱着林洋从屋里走出来，林澜跟在后面，两个小揪揪一蹦一蹦的。陈近南看着女儿，看着外孙女，看着怀里那个还没满周岁的小外孙，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但他用手背擦了一下，笑了。“都回来了，都回来了。”

    年夜饭摆在正厅里，两张八仙桌拼在一起，上面铺着红色的桌布，桌布上绣着金色的福字。碗碟摞得像小山，筷子像一片片小树林。小红带着厨娘们把菜一道一道地端上来——红烧鱼、清炖鸡、四喜丸子、梅菜扣肉、糖醋排骨、蒜蓉大虾、炒时蔬、老母鸡汤，还有一盆热气腾腾的饺子。饺子是陈婉儿亲手包的，韭菜猪肉馅，皮薄馅大，每一个都捏了花边，整整齐齐地码在盘子里，像一排排小元宝。

    林远把陈近南扶到主位上坐下，自己坐在他旁边，陈婉儿坐在林远旁边，三个孩子依次排开。林海坐在椅子上，两条腿晃来晃去；林澜坐在婴儿椅上，面前摆了一个小碗和一把小勺子；林洋躺在摇篮里，被小红放在桌边，睁着眼睛看头顶的灯笼。毛球蹲在桌子角上，面前放了一个小碟子，碟子里是迭戈给它夹的几块红烧肉，它用爪子捧着一块，啃得满脸是油。

    陈近南举起酒杯，环顾了一圈，看着这一桌子的人——女儿、女婿、三个外孙、小红、迭戈。他的声音沙哑，像喉咙里塞了沙子。“老夫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把女儿嫁给了你。”他看向林远，眼眶又红了。“当年你来找老夫，说要从广州去北京，老夫心里犯嘀咕。一个洋人，能在大明混出名堂？没想到，你种了玉米，建了商馆，修了铁厂，开了天津港，打了葡萄牙人，封了海国公。”他顿了顿，擦了擦眼角。“老夫这辈子，值了。”

    林远站起来，双手端着酒杯，腰弯得很深。“岳父，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您信我，把女儿嫁给我，把生意交给我，把信任给我。这一杯，我敬您。”两人碰杯，一饮而尽。

    林海看着大人喝酒，也端起面前的小碗，碗里是红枣汤，他举起来朝陈近南喊了一嗓子。“外公，我也敬您！”陈近南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笑得很开心，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好，海儿敬外公，外公喝。”林海仰头把一碗红枣汤喝完了，打了个嗝，脸上沾了一圈红枣渣。

    林澜不甘示弱，举起小勺子。“外公，我也——”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憋了半天，说了一句“我也好！”满桌人都笑了。林澜被笑得脸红，嘟着嘴缩回椅子里。林洋在摇篮里被笑声吵醒了，哇哇哭了两声，陈婉儿把他抱起来，颠了颠，他又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