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队从珊瑚岛出发后的第十二天，海面呈现出一种几乎停滞的平静。风从船尾方向来，持续而均匀，像一枚正在被缓慢展开的旧卷尺正在用它自己的长度测量它与下一道风口之间的距离。蒸汽机的运转节奏在这段航程中已经稳定下来，经过主蒸汽阀衬套更换之后，活塞杆往复的声音比以前顺滑了不少，那道曾经短促的金属摩擦音已经完全消失了。甲板上的水手们各自忙着自己的日常——有人在整理缆绳，有人在检查帆布边缘的磨损情况，有人在用一块旧布擦拭船舷边的黄铜件。日复一日的航行节奏，像一页被反复翻动的旧书页正在用它自己的边缘测量它与下一道章节之间的距离。

    迭戈从机舱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只粗瓷碗，碗沿还冒着热气。他今天换了一副表情，没有像平时那样先朝舵楼方向看一眼确认航向，也没有去看前方的海平线。他的目光落在了主桅中部偏下的一道横桁上。

    毛球蹲在那里。它的位置和前几天几乎一模一样，蹲姿也几乎没变过——前爪并拢搁在横桁的木面上，后背微微弓着，面朝船头方向，尾巴从横桁边沿垂下来，尾尖悬在半空中。晨光正从它背后斜照过来，把它后颈的毛发边缘镀成一道细密的暖色轮廓。它的爪子里握着一样东西。一颗花生。从离开广州港那天起，这颗花生就一直在它的爪心里。迭戈数过，从启航到现在的航行中，毛球每天都把花生拿出来看一次，从左手换到右手，从右手换回左手，但从来没有剥开过它。早晨它从舱室跳出来的时候手里会攥着它，傍晚暮色覆盖海面的时候它还在爪心里，像一枚正在等待被读数的旧坐标正在用它自己的静止测量它与下一道航标之间的距离。

    迭戈端着那碗热气腾腾的麦粥走到桅杆底部，仰头看了一会儿。他没有立即说话，只是靠着桅杆站着，碗沿的热气在他脸前升起来又散开。过了好一阵子，他开口了：“毛球，你到底在等什么？”他的语气平稳，像在问一个他已经知道答案但想听对方亲口说出来的问题，“从广州带出来的花生，你攥了快两个月了。两个月的风、两个月的浪、两场风暴、一次轮机故障、两次登陆——你都攥着它，没吃、没扔、没换。你到底在等什么？”

    毛球的耳朵动了一下。那一下幅度不大，刚好够迭戈看清它正在听他说话。但它没有转过头来，也没有改变蹲姿。它只是把爪子里那颗花生换到了另一只爪子里，动作很轻，像一页正在被缓慢翻动的旧信纸正在用它自己的边缘测量它与完全翻过去之间的时间间隔。日光从云层边缘涌出来，把毛球那颗花生的壳面照出一道温热的暖光，壳面上的纹路在光线下清晰可见。

    迭戈在桅杆底部蹲了下来。他把那碗麦粥搁在膝盖上，面朝桅杆的方向，和毛球保持着同一个朝向——他也面朝船头方向了。“那颗花生，”他说，“是出发那天晚上陈婉儿塞给你的。她在你蹲着的那个木箱边沿搁了一颗，你当时没接。她走了之后你才把它捡起来。我一直想知道你留着它，是在等她回来剥，还是觉得它会长成一棵新的花生树。”

    毛球没有回答。它的尾巴在横桁边沿缓慢地摆了一下，幅度不大，像是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那道关于“等什么”的询问。迭戈低头喝了一口粥，把碗端平，然后仰头看了看毛球：“行，你不说也行。反正等靠了岸，我去找颗新的给你。但这一颗——你要留到什么时候？”毛球的尾巴没有停，但它的爪子在横桁表面慢慢地移动了一点位置，像是把重心换到了另一侧的支撑面上。那颗花生还握在它的左爪里，壳面在晨光里持续地泛着暖光，像一枚正在被缓慢展开的旧信纸正在用它自己的厚度测量它与完全打开之间的转角。迭戈看着那颗花生的壳面光泽，没有再追问。他把碗里最后一口麦粥喝完，站起来，端着空碗走回了机舱方向。他的脚步经过桅杆底部时放慢了一瞬，但没有停下来。

    林远站在舵楼门口看着这一幕。他没有出声，一直等到迭戈的身影消失在机舱门内，才重新把目光移回主桅那道横桁上。毛球还在那里，爪子里还是那颗花生。林远的目光在毛球蹲姿的轮廓线和那颗花生壳面的光泽之间来回移动了一次，像在用视觉核对两道坐标之间的偏差值是否在允许范围内。他的手指在舵轮上沿轻轻敲了两下，然后把手收回来，插进外套口袋里。那颗花生从广州到珊瑚岛，从珊瑚岛到现在的航程，已经贯穿了他们走过的所有航行阶段。在风暴中船舷灌入海水、甲板倾斜几乎站不住人的时候，它还在它爪子里；在第二次风暴中探风号舵叶受损、海面上能见度降到最低的时候，它还在它爪子里；在蒸汽机故障、老周拆阀修了一整个下午的时候，它还在它爪子里。它像是那艘船的压舱物，用一粒小小的花生壳的重量，替所有还在航行的人量着他们离下一座坐标还有多远。

    暮色从海面上铺过来的时候，林海从舵楼里走出来透了一口气。他走到主桅底部时也看到了横桁上的毛球，看到了它爪心里那颗在暮色里泛着暗哑光泽的花生。他的脚步慢了下来，在桅杆旁边站了片刻。他没有像迭戈那样开口问“你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