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号是午后到的。码头上的系缆桩被晒得发烫，手摸上去能感觉到木头表面那一层被日光烤出来的干燥热气。船身从珠江口方向缓缓驶来的时候，船首那面龙旗先出现在视线尽头，朱厚照绣的那条五爪金龙在午后的日光里翻来覆去，龙身被照得金晃晃的，龙爪下的云纹和波浪纹一起一伏。帆布被风吹得鼓出饱满的弧度，桅杆在天空里划出一个小小的弧线，船身随着长涌缓慢起伏，甲板上站着几个水手，身影被午后的日光拉得又短又斜。

    林远站在栈桥末端等着。他今天穿了一件藏青色的短褂，领口敞着两粒扣子，露出锁骨处一道极浅的旧疤，袖口挽到小臂中段，露出的手臂被南美日头晒得比出发前深了两个色号。头发比之前长了一些，鬓角处冒出了几根白的，被陈婉儿用剪刀修过一遍，但修得不齐，后颈处还有几根没剪到的翘着。下巴上的胡茬剃得干净，是今早出门前陈婉儿盯着他刮的。他两手拢在袖子里，站姿不直不弯，像在码头上站惯了的人，重心落在右脚上，左脚微微虚着。

    大明号靠岸的时候，老周从跳板上第一个走下来。他比出发前瘦了一圈，颧骨处的皮肤被海风吹得粗糙发红，但精神头不错，手里攥着一卷用油布裹好的图纸，油布外面用麻绳扎了三道，绳结打在正中间，绳尾收得干净。第二个下来的是余师傅派来的那个年轻铁匠小孙，瘦得跟竹竿似的，一脸雀斑，蓝布短褂的袖口沾着机油和铁粉混合的黑印子，手里提着一只木箱，箱盖上的铜扣被磨得发亮。最后下来的是哈桑，靛蓝色短褂的衣摆被海风吹得贴在身侧，深灰头巾扎得比出发前低了一些，布面在额头上折出两道整齐的褶，结头压在左耳后面，露出一截被日光晒得发红的耳朵。他手里攥着一卷兽皮图，图边已经被手指摩挲得起了一层薄毛。

    “国公爷。”老周把油布卷递过来，“三趟走完了。图纸和日志都在里面。”

    林远接过油布卷在手里掂了掂，约莫有两斤重。他蹲在码头上把麻绳解开，油布一层一层剥开，里面是十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棉纸和两本线装的手写册子。棉纸是航海日志的抄本，字迹有三种笔迹——他自己的大而疏，哈桑的小而密，老周的介于两者之间。两本册子一本是哈桑记的航段数据，另一本是小孙记的蒸汽机运行记录，封面上都用炭笔写着“大明号?戊午年”的字样。他把棉纸翻了翻，看到第一页上写着第一次航段的日期和航向，第二页是秘鲁谷口商站的水深数据，第三页是智利港湾的测绘记录，第四页是菠萝岛的中转记录。每一页的边角处都盖着朱红色的私章，是他的印章，出发前他亲手交给哈桑的。

    “船上怎么样？”林远站起来问。

    老周把图纸交完之后像是卸了半副担子，肩膀松了一截，用手背蹭了蹭颧骨上脱皮的那块红印：“没问题。船壳板我敲了一遍，从上到下，一根龙骨一根龙骨地敲。接缝处没有渗漏，船底涂料外面附着的东西不多，比预想的少。刮下来的主要是藤壶和几片海草，大的也就巴掌大，小的跟指甲盖差不多。船底板没有变形，曲度跟出发前一样。舵轮轴承加过一次油，是在第二次航段结束之后，余师傅备的油脂还有半罐没用完。”

    “蒸汽机呢？”林远看向小孙。

    小孙把木箱放在码头上蹲下来，打开铜扣掀开箱盖。箱子里装着一块拆下来的旧阀片和一套备用阀片，旧阀片的铜质表面有一圈极细的深色痕迹，边缘处微微泛着氧化后的暗红色，但整体平整，没有变形，也没有裂痕。小孙把旧阀片取出来递给林远，指腹在阀片表面摸了一遍，确认每一个弧度都均匀：“国公爷，蒸汽机三趟跑下来，总共烧了大概十四吨煤。第一趟烧得多一些，因为南下的路上顶风，烧了将近六吨。第二趟从秘鲁到智利那一段顺风，只烧了三吨多。第三趟回来的时候顺着林氏暖流走，烧了四吨左右。阀片是在第二趟跑完之后换过一套新的，就是余师傅在智利港湾备的那套。旧阀片拆下来的时候表面还好，我量过厚度，磨掉了大概两张纸那么薄的一层。”

    林远蹲在码头上把那块旧阀片翻来覆去看了几遍。铜质表面被高温和高压磨得光滑，边缘处有一圈极浅的暗色氧化层，但整体没有变形，也没有裂痕。他站起来，把阀片递还给小孙，拍了拍手上的油渍。

    “三趟航程加起来多少海里？”他问哈桑。

    哈桑蹲在码头上把兽皮图展开，手指从广州的位置沿着航线一路往南滑过去，嘴里默算了一遍，然后抬起头来：“第一趟广州到秘鲁，顺风走了四十七天。中途在菠萝岛停了三天，珊瑚岛停了一天。第二趟秘鲁到智利港湾，走了二十三天，中间在淡水河口一号停了两天，在智利港湾测绘了三天。第三趟从秘鲁经菠萝岛回广州，走了十八天，中间在菠萝岛停了两天。”他把手指从兽皮图的最南端移回广州的位置，点了一下，“加起来大概一万五千海里出头。”

    林远蹲在码头上看那幅兽皮图。哈桑的手指从广州滑到秘鲁，从秘鲁滑到智利，从智利滑回秘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