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朱标望着荡漾的湖水，轻声叹息，“你也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善良温婉，知书达理...又为何，一步步沉溺于权欲之争，最终迷了心窍，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朱标愁苦的闭上眼睛，眉宇紧锁，“可是...这权位...当真就如此诱人吗？”他喃喃自问，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像是在问这湖水，“值得赌上性命、家族、良知...和一切吗？”

    三日后，五月初五，皇孙案结。

    朱元璋朱笔批红，以“勾结谋逆”定罪。所有主犯验明正身，于午时三刻在聚宝门外明正典刑；其余从犯，皆押赴南京市曹问斩。

    戴思恭夷九族，满门尽灭；刘璟、方孝孺、王景、苏伯衡、楼琏、安然等夷三族。

    一时间，南京城的市曹之内，囚车往返不绝，哀泣之声遍闻街巷，其状之惨，令人不能直视。

    太常寺卿吕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诏书中，但是吕本三族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从今日起，再无半点声息。无人知其最终归于何处，亦无人敢追问细节。

    同日，朝廷昭告天下，太子妃吕氏，因恶疾突发，气郁攻心，药石无效，不幸薨逝。

    朱元璋命其灵柩葬于寺庙塔林，葬仪从简。

    坊间关于太子妃的死，传的也是沸沸扬扬。

    然而历史的车轮，已带着沉重的秘密与新的希望，缓缓驶向未知的前方。

    （注：

    有朋友对“诛九族”与“夷三族”存在疑问，现统一补充说明如下。

    首先需要明确：历史上并无“诛九族”这一法定刑名。

    它并非历朝律令中正式规定的罪名，而是在极端情况下，由皇帝以特诏形式下达的加重处罚。

    尽管如此，在实际处置力度上，“诛九族”仍重于“夷三族”。

    两者的执行方式基本相同：十六岁以上的男性，无论直系还是旁系亲属，一律处死；妇女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则罚作奴婢。

    这一原则在历代律令中均有体现。例如：

    《唐律疏议·名例》载：“诸谋反及大逆者，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见《唐律疏议》卷十七《名例》）

    《大明律·刑律》载：“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见《大明律》卷十八《刑律·贼盗》）

    关于“诛九族”之后是否还有后代留存的问题：若有幸免者，多是在年幼时被人救走或藏匿，否则按规定将被没官为奴，不可能以自由身存续。

    此外，《大明律·刑律》亦载：“子孙过房与人，及聘妻未成者，俱不追坐。”（出处同上）即已过继给他人为嗣的子孙，以及尚未完婚的聘妻，可免于连坐。

    至于明代方孝孺“诛十族”之说，实为野史，并非史实。

    该说法最早见于嘉靖后期的民间笔记，官方正史并无记载。

    《明史·方孝孺传》只言：“（成祖）命孝孺草诏……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遂磔于市。宗族亲友坐诛者数百人。”（见《明史》卷一百四十一《方孝孺传》）全篇从未提及“十族”或“九族”之刑。

    《明史·成祖本纪》亦仅载“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同样未提“十族”或“九族”。

    关于方孝孺后人：据清代所修《宁海县志》及《方正学先生年谱》引述方氏族谱载，方孝孺有四子，其中幼子方中爱（一说方圣）在方孝孺遇难时仅九岁，被方氏门人、台州人余学夔或宁海人任某等藏匿于民间，后改姓，辗转至万历年间才恢复方姓。

    另有说法称，方孝孺的嫡孙方道焘亦曾隐匿于浙东山区。

    不过，上述记载多出自后世家谱与地方传说，尚未得到《明实录》等官方正史的印证。明末清初学者如朱彝尊、全祖望等已对此类说法有所辨析，认为“方氏有后”之说虽广为流传，但证据不足，难以确考。

    以上所述，皆以正史及历代律令为依据，特此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