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内蒙古诸位王公来说，他们原本独立意志就不如外蒙古坚定，一方面在于内蒙古距离内地最近，和内地交流的最为频繁，西部蒙古的汉人移民已经差不多和蒙古族五五开了，自然就不会有这么坚定的独立念头；另一方面则是，内蒙古独立意识最强的东部地区现在完全融入了东北革命委员会，过去引诱内蒙古民族独立的外蒙古和日本等外因，现在都消失了。

    日本的势力被逐出南满后，内蒙古各部就失去了同日本联系的通道，而从锦州到赤峰到巴音图门的铁路开通之后，东北革命委员会的军政和商业力量也顺着铁路抵达了内蒙东部，对原本部落制的内蒙古盟旗制进行了革命化的改造，从而把牧民和王公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给切断了。

    没有了世代控制的牧民和部落草场，这些内蒙王公最多也就是一个大一点的牧场主，不再是能够代表部族出头的政治代表，他们身上的政治属性已经被剥给了牧民合作社，这一被共和党组织起来的牧民生产单位和行政单元。

    只不过内蒙古的自然条件要比外蒙古好的多，加上满清对于内蒙古各王公视为内藩，一直以来对他们在政治经济上也颇为优待，因此内蒙古各王公对于本部族牧民的压迫要比外蒙古温和的多。因此虽然牧民合作社建立了起来，但是这些蒙古王公在本部族内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于是东北革命委员会对于内蒙古的王公也较为宽容。

    这一点从革命委员会在东蒙古的驻军和外蒙古的驻军数量上就能对比出来，后者的数量不仅是前者的数倍，还驻扎了一个完整的野战师，而前者则只有一个不满编制的治安师而已。

    可以说，从革命委员会把日本逐出南满，又从俄国手中夺回了大MTODMw半个外蒙古地区的控制权后，东蒙古地区的蒙古王公就已经开始转变心思了，等到了革命委员会收回了唐努乌梁海地区，并正式将俄国势力从外蒙古北部逐出，就连西蒙古的王公们都改变了心思。

    卓索图盟盟长、清末蒙古王公联合会会长、民国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在袁世凯病重之后就意图改换门庭了。虽然以部族属地来说，贡桑诺尔布的部族在赤峰附近，算是东蒙古的一员，但是他久居北京，实际上已经成为西蒙古王公的代表人物。

    作为蒙古“新派”王爷的代表，贡桑诺尔布在政治上倒是不保守，1903年赴日考察之后就开始推动蒙古的教育和工业发展，1913年更是在北京设立了蒙藏学校，以向蒙古西藏青年灌输现代科学，这无疑让他在保守的蒙古王公中失去了不少分。

    只不过局限于国内外政局，贡桑诺尔布把蒙古的开放寄托在了日本人身上，这客观的为日本人扩大了对于内蒙古地区的影响力。贡桑诺尔布为蒙古族开办的几所学校，都是聘请的日本教习，这其中不乏日本的军国主义者。

    因此在1916年以前，贡桑诺尔布和西蒙古的王公都是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夺人产业的革命委员会的。至于反对一切汉人进入内蒙古，主张蒙古独立的王公则越来越少。1917年革命委员会通过防疫行动进入归绥、河套地区后，西蒙古就连坚决抵制革命委员会的声音都少了许多。

    这一次西蒙古诸王公前来长春参加运动会，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一场体育赛事。站在吴川身边的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和吴川闲聊了几句之后，终于还是忍不住向对方请教道：“吴主席，我们蒙古各盟旗现在已经一致认同了在中华民国国体下的国家统一，但是现在蒙古各部却被分割的四分五裂的，这恐怕也不利于民族团结吧？”

    吴川回头看了贡王一眼，他很清楚现在的内蒙古变成了什么样子，革命委员会把东蒙古切下来之后北洋政府也没有闲着，从内蒙古身上划出了热河、归绥、察哈尔三个特别区。和东北革命委员会依赖资本和政治不断改造东蒙古的部族社会不同，北洋政府采用的是传统的移民实边之策。

    虽说北洋政府确实要比内蒙古的王公们实力强大的多，但是在垦荒这件事上北洋却真的拿不出多少资金来，再加上北洋上下还想从中赚上一笔，因此在对内蒙移民垦荒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情况。除了河套地区外，其他蒙地的开垦都出现了和牧民争夺草场和胡乱开垦的现象。

    蒙地虽然有着许多荒地，但因为其沙壤土的特性，不少土地耕种上一两年就变得贫瘠了，而农民就会选择弃耕另开新地，这就使得大批草地变成了荒漠，这种浪费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自然遭到了牧民的抵制。再加上定居的农民一般难以收集到足够的牛粪作为燃料，因此就会大肆砍伐草原上的疏林，号称平地松林800里的赤峰以北地区，在本世纪初已经看不到森林的面貌了。

    东蒙古地区因为有着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和投入水利设施，加上组织了牧民合作社，因此耕地和牧场之间的矛盾要比革命之前缓和了许多。而西蒙古地区牧区和农业区争地、争水的矛盾就大的多了，在北洋的军事压力下，西蒙古地区的牧民几乎就没有一个能够同北洋政府沟通的渠道。

    这也就使得，原本积极站在北洋政府这边都四武浙川成对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