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居正和谢持等人并没有被张静江、戴季陶、汪精卫等人说服，但是党内完全站在乡绅立场上的骨干党员很多人都没有来京城，因为那些比居正和谢持还要保守的党员是拒绝以接受土地改革为前提的政治协商的。

    本次入京的中华革命党党员，不是张静江这种开明派，就是戴季陶、汪精卫这样的自由派，他们更倾向于社会改良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乡绅自治的联省主义。

    居正和谢持在他们面前虽然是保守的，但是对于那些主张乡绅自治的保守派来说却又进步一些，他们至少还知道，拒绝和共和党、北洋等力量进行协商，无疑是坐以待毙。因此他们虽然反对共和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但是也仅仅是口头上反对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让他们真刀真枪站出来和共和党对着干，他们也是不干的。

    因此在反对无效，看着孙中山显然在偏袒张静江、戴季陶、汪精卫等人的主张后，他们也只能坐下了。而这边按住了居正和谢持这些保守派后，戴季陶又向着孙中山建议道：“总理虽然赢得了总统推选，但是本党的实力实在是不能和共和党、北洋团体相提并论，就连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在北方也比本党更有声势。

    吾观吴畏之之所以能够坐镇关外而搅动天下风云，就是其有党。共和党不管是组织力、向心力还是党员之人数都是本党所不能比拟的。吴畏之正是依赖着共和党内部的高度团结，才能在政府体制之外开辟了又一条权力之路。

    虽然共和党的党员不是官吏，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党的组织对地方MTODMw政府内部的党员施加号令，也能通过党的组织把基层的情况向党的高层进行报告，从而使得党可以纠正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所以吾以为，总理担任总统之后，要想不被政府所挟制，首要之务就是健全党务，使总理的声音可以通过党员传递到基层，同时也可以通过党员把基层的情况反馈回来，则政府就无法对总理搪塞推脱。

    其次就是要扩大党的组织，本党为袁氏所逐，在海外呆了数年，国内情况早就已经是物是人非了，如果我们一味依赖海外的同志，那么又如何深入到国内基层去？当下还是应当把之前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几派势力收拢回来，则必能大涨本党的声势。”

    胡汉民马上点头支持道：“季陶说的不错，韬园派、政学会中虽然有些人存有私心，对于合党一事颇有反复，不过现在总理既然已经赢了推选，他们的借口也就差不多可以抹去了。只是，为了防止有人说我们是要吞并他们而不是并党，我看合党之后最好还是不用中华革命党一名为好。”

    在众人的注视下，孙中山终于点了点头说道：“这件事我也考虑了很久了，为了团结同志，也为了让各省进步人士不至于误解本党的主张，并党之后可以恢复国民党的名称么。这联络并党一事，展堂和兆铭来负责吧，我就一个要求，尽快促成此事，免得夜长梦多…”

    作为和欧洲交流最为频繁的孟买，在六月初同样迎来了一场大流感，并迅速的传到了边上的旁遮普等土邦。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殖民地国家，印度遭遇瘟疫的次数甚至要高于亚洲其他地区，最近的一次大瘟疫就发生在1896-1907年间，足足死亡了数百万人。

    当然英国人对于印度人的苦难是无动于衷的，因为“印度人比兔子还能生”，某英国人语。而和中国相比，印度人一个糟糕的习惯更加增添了瘟疫的传播范围，就是按照印度教的丧葬习俗，人死后，先在恒河边的火葬场就地火化，接着将骨灰和残骸撒入河中，随水流走。神职人员则不火葬，直接绑石头沉入河中。

    只是在英国人的长久殖民掠夺下，火葬对于穷人是难以负担的支出，因此这些病死者的尸体在没有完全烧掉之前，就被家人直接投入了恒河，而下游的居民依旧使用恒河水烧饭、洗衣服和沐浴，这就造成了流感在恒河地区的迅速蔓延。

    英国虽然在印度建立了卫生医疗体系，不过这种医疗体系并不完善，这些医院对于印度人来说也就比巫医好一些，当然针对英国人自己的医院还是有着不错的设施的。于是这也就给印度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医院能够治好英国人，却治不好印度人。

    于是也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印度人传出了这样一个谣言，那些入院的印度人是被秘密肢解并在医院加工，以提取一种被称为“莫米艾”的药液，这种药液被用来保护英国人免受瘟疫的侵袭，所以印度人才会死的这么多，而英国人却大多康复了。

    这当然是一种迷信，也为英国殖民政府所都四武浙川成制止传播。但是对于鲍斯这些印度独立主义者来说，这却是一种极好的鼓动印度人起来反抗英国人的宣传事件。5月份他们从庙宇中挖出的黄金通过中国人拿到了300万美元的现金，这当然不是全部，光是最后被英国发觉拦截下的黄金珠宝，约占全部黄金珠宝的十五分之一，据说就价值200万美元了。

    但是这300万美元用来鼓动印度独立的宣传，并建立印度独立武装，却是绰绰有余了。1916年,国大党重新统一，经过提拉克和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