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9日，在美国人的催促下，吴川终于起程前往巴黎。不过他没有接受美国人的建议，乘坐邮轮跨越太平洋，然后横穿北美大陆，再跨越大西洋前往欧洲，而是选择了乘坐铁路横跨亚欧大陆前往巴黎。

    对于吴川的坚持，美国人也无可奈何，不过在北京的3名参与和会的代表将会乘坐轮船经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前往法国。

    在吴川坐上前往莫斯科的火车时，中亚的形势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在中国军队进入中亚并对受到英国支持的巴斯马赤运动及突厥斯坦主义者进行镇压后，原本四面受敌的塔什干苏维埃形势迅速好转。但是以徐景魁为代表的中国驻中亚军政力量反对一部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中亚继续实施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大俄罗斯政策，使得双方产生了不少矛盾。

    不过之后随着苏德和解，俄国西部边界的安全危险大大的下降，莫斯科很快就把守备西部的巴拉诺夫派往了塔什干，和中国方面进行交涉。

    虽然高尔察克军政府的崩溃使得莫斯科和塔什干之间的联系获得了加强，但此时莫斯科关注的重心已经从东方转向了西方和南方。西方的东欧地区和南方的高加索地区，对于俄国来说总是要比中亚更要紧一些的，毕竟前两者关系着俄罗斯的生存问题。

    巴拉诺夫抵达塔什干后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赞同了中国方面MTUwNTQ1提出的政治军事并重的解决方案。并约定中国负责塔什干以东地区的平叛，苏维埃俄国负责塔什干以西地区的平叛。

    接管了中亚情报组织的夏阳，在得到了奥西波夫等当地有力人士的支持下，很快就招安了温和派穆斯林领袖马达明伯克和反对强征为主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蒙斯特罗夫。2月底，费尔干纳盆地东部，以安集延和纳曼干为中心成立了费尔干纳人民共和国，首府定于安集延，以马达明伯克为总理，蒙斯特罗夫为总统。

    同时在它的北面成立了布鲁特人民共和国，以奥西波夫为总理。奥西波夫以布鲁特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名义，同费尔干纳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和中国以楚河、热尔套山为界，西面以卡拉套山为界，北面直达阿伦科尔湖、萨雷苏河一带。

    这两个共和国的成立让托洛茨基为代表的红军军官相当不满，因为这相当于把俄罗斯帝国时期的中亚挖掉了一个东南角，也让中俄勘分西北界条约近乎废除。但徐景魁则向托洛茨基的代表强调，这是符合中亚人民意愿的结果，在这两个共和国成立之后，从斜米到安集延地区就都安静了下来，白卫军和极端宗教分子都失去了本地民众的支持，这为即将开始的中亚基础建设创造了和平的环境。

    3月19日，当吴川抵达鄂木斯克的时候，双方还在为中亚及西伯利亚铁路的控制权问题争吵不休。吴川和托洛茨基碰了面，但并没有回答对方提出的两国边界的确定，也没有对其提出的全球输出革命理念加以支持。吴川对其给出的答复是：“我需要和列宁同志及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进行足够的交流，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意见。我现在是代表共和党及中国人民来和俄国同志及俄国人民进行交换意见的，不知道俄国人民究竟想要什么之前，我不会代表中国人民给出肯定的答复。”

    托洛茨基虽然感到失望，但也客气的表示自己能够理解吴川的立场。他希望在对方抵达莫斯科之后，能够就自己的问题给出确定的回答。

    在鄂木斯克，吴川停留了三天，同在鄂木斯克的一些中方人员进行了交谈。通过和这些人士的交谈，吴川发现虽然当地民众协助红军打垮了高尔察克军政府和赶跑了哥萨克们，但是布尔什维克在当地依然是少数派。刚刚完成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富农和中农占据了大多数代表的位置，鄂木斯克新闻社指出：“乡执行委员会的成分都是富农，重新选举也是没有希望的。”

    这也难怪托洛茨基着急上火了，因为中国军队驻扎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使得红军没办法以严厉的手段镇压当地的富农，从而纯洁当地的苏维埃。这也是托洛茨基期望中国军队撤离，把西伯利亚地区完全交给红军的目的之一。

    而叶声等中国军方代表则不愿意把西伯利亚铁路交还给红军，哪怕是徐景魁和夏阳也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现在的红军军纪太坏，按照叶声的说法，这些红军将士和哥萨克的作风并无本质的区别。把西伯利亚铁路的控制权交给他们，必然会引发当地的武装叛乱，并使得他们的后勤遇到问题。

    因此徐景魁提出，至少缓上一两年，让他们在新疆先开垦出一片根据地出来，也让红军的军纪整顿完毕，再逐步将铁路控制权交还回去。拿回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又控制了斜米到巴尔喀什湖的农垦区后，徐景魁认为只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这一地区的粮食就足够用于对北疆的开发了。

    3月23日早上，在托洛茨基的陪同下，吴川都汉成汉武汉换乘了一列专列直接向着莫斯科而去了。五天后，吴川抵达了莫斯科车站，途中他只要求在图拉省的克拉皮文县停留了几个小时，让他有些意外的是这座县城居然在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