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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在9月28日之前，柳大年还是要同吴川出声再辩一辩的。革命本来是一场把脑袋系在腰带上的舍生求义，自各地革命党建立以来，有那一个革命党人不是一次又一次如飞蛾扑火那样，抓到了一点力量就向着满清朝廷在各地的统治力量扑去的。

    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是在进行着没有什么希望的冒险吗？不，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只要能够动摇这个朝廷的统治，唤醒后来者的战斗，革命党人就毫不犹豫的加入了这样毫无希望的冒险。

    但是，但是现在，吴川用毫无辩驳的事实教育了他们这些空有热血的革命党人。革命也可以是冷静和缜密的细致组织和周密计划，然后积聚起优势的力量水到渠成的摧毁满清在地方上的统治力量。

    面对带着革命党人赢得了开端胜利的吴川，现在又安排革命军轻松击退了清军仓促组织起来的反攻，再一次保住了革命果实。这使得在革命军将士和普通的革命委员中，吴川的领袖地位已经变得坚实了起来，即便是一向心高气傲的柳大年，面对吴川的公开驳斥，也得先考虑一下自己是否真的如对方说的那样犯了错误。

    吴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革命党人中的影响力有了质的改变，现在的他谈论起其他人的言论，已经无需再担忧引起其他人的反感，反而会被别人当做重新认识此人的评价。只要他能够继续带着他们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些革命党人最终还是要向他屈服，把他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的。

    当众批评了柳大年之后，看到柳大年和其他奉天同盟会的成员并没有出声反驳自己，反而选择了沉默。这让吴川总算安心了一些，他就是担心这些奉天同盟会辽东支部的成员念念不忘于地域和派系之别，在这个时候闹出什么分裂的举动，虽然他并不担心对方能够拉走多少士兵，但他很担忧这会引起革命委员会内部思想的混乱，从而真正制造出内部的隔阂。

    既然对方对自己的批评沉默不语，他也就改变了态度，换成了温和的语气说道：“我从一开始就同各位委员们说过，我们是革命而不是造反。

    什么是造反？打烂一个旧世界就叫造反。什么是革命？我们打烂这个旧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对人民来说更加光明和美好的新世界，这才叫做革命。

    造反，只要有人有武器拉得起部队就足够了，毕竟战争本身就是对旧世界最大的破坏。但是革命可不能这么干，没有人民的帮助，光凭我们这些人能够建立起什么来？去年冬末铁路沿线爆发的鼠疫，想必大家还是记忆深刻吧。

    这场鼠疫是怎么消灭的？难道就光是几个医生和朝廷官员的功劳吗？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和对防疫条例指示的服从，这场鼠疫难道能够这么快消声觅迹？我看不见得。

    就像防疫工作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样，建立一个符合大家期望的美好新世界，同样需要人民群众支持我们，帮助我们。一个对于他人痛苦漠不关心的社会，一个对于丑恶现象视而不见的社会，一个把抢劫绑票视为正常现象的社会，正是我们需要消灭的旧社会。

    如何去消灭它？我以为只有一个办法，到群众中去，把我们想做的事告诉人民，然后从人民那里亲耳听到答复，在人民的监督下改造这个旧社会，建立一个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新社会。

    革命委员会现在最应该关心的，不是我们什么时候南下解放奉天，什么时候打到关内去推翻清廷。而是应当考虑，我们既然已经解放了一些地方，那么就该想一想怎么去建设它。如果连脚下的这座城市都治理不好，革命军就算进了北京城又能做什么呢？

    难道我们就为了打倒一个满人的皇帝，然后再换个汉人野心家坐上那个位置？如果各位只想要这样一个结果，这么多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又是为了什么呢？”

    柳大年终于扛不住了，他低头向吴川认错道：“是我太着急想要解放满清治下的百姓，这才提出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咱们还是应该先建设好手里的地方，然后等待一个更为适合的时机南下…”

    纠正了一些委员试图加快革命进程的想法之后，接下来对于革命委员会下属各部门委员会手头诸多问题的讨论，就显得相当和谐了。对于以斯维尔德洛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样的办公经验也是相当新鲜的。

    过去的十余年来，布尔什维克们一直关注的还是如何打倒沙皇的统治，还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打倒沙皇后该如何去治理俄国的问题。今天，在中国满洲革命委员会的办公会议中，他们也第一次开始思考起有关于管理和建设国家的问题了。

    俄国驻北京公使馆七等文官菩提罗夫此时正站在公司街俄国领事馆二楼的领事办公间内，向着俄国驻哈尔滨领事鲍培抱怨道：“…那个中国上校怎么能够这么自行其事，在没有经过公使廓索维茨阁下的同意下，擅自发动计划，他难道不知道这是对帝国外交政策的破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