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江浙联军攻下南京之后，南北战事就暂时停了下来。武汉这边是清军强而民军弱，故迫切的需要和平以重整力量。

    至于南京、浙江、上海这边，在联军攻下南京之后，张勋一路退到了徐州，几乎让出了整个江苏地区，让民军终于一洗武汉战事失利的耻辱。

    只是在这个时候支持联军的江浙立宪派和同盟会完全掌握的上海都督府，却也开始呼吁起和平，反对继续联军北伐了。

    以张謇为首的江浙立宪派之所以支持革命，一是因为清政府不能保护国内资本的发展；二便是如盛宣怀这样的官僚资本一直在联合外国资本打压民族资本。因此在看到清政府毫无顾忌的颁发铁路国有化政策，连他们自己合法的财产都无法获得保护之后，干脆就顺应了革命大潮，支持了革命。

    但革命毕竟不是请客吃饭，且辛亥革命又是一次无组织的突发事件，因此革命队伍中龙蛇混杂，既有品行高洁的革命者，也有浑水摸鱼的会党、军头，这也就使得各省革命爆发之后社会秩序迅速破坏，而各省革命政权却无力维持的局面。

    在这种社会秩序的失衡状况下，满清的政权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地方上的富室大户同样也失去了过去的权威，成为了败军或胜利者的敲诈打劫对象。虽然江浙一带向来秩序良好，但是在革命爆发之后也出现了浙江农民自发的起义事件。

    于是本就是投机于革命的立宪派士绅立刻转变了对于革命的支持，认为当前最为要紧的还是尽快恢复地方上的秩序，以保证自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当前能够快速稳定社会秩序的，显然不是南方政出多门的各省都督府，而是北方的北洋集团或关外的革命委员会。

    只是革命委员会虽然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甚至连日本人都吃了败仗，但是这个革命政权对于地方士绅的打压却也太过凶狠了些。一些原本和日本人关系不错的奉天士绅，在接受了革命军的政治教育后立刻逃离了家乡，有节操的跑进了关内，没有节操的则干脆逃去了大连，在这些逃亡士绅的口中，革命委员会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恶魔了。

    这样一来，各地立宪派士绅的选择就剩下了袁世凯。他们希望南北议和，一边凭借着革命的力量迫使北京同意制定一部宪法保护他们的财产和权力；一边则又希望议和之后能够依赖袁世凯的力量尽快恢复地方秩序，打击那些过于激进的革命者。

    至于陈其美率领的上海都督府之所以也赞成停止北伐，实在是因为江浙联军的领导者是光复会而不是同盟会，江浙联军在南京这边打的很好，继续北伐说不定还能再立奇功，但这也反衬出了同盟会率领的武汉联军在战事上的拙劣表现。

    由于陈其美之前一直不肯放弃上海出征南京，这就使得同盟会虽然在革命者中名望为最高，但是在实绩上却几乎没什么建树。即便撇开关外的革命委员会不谈，同盟会现在也拿不出一个足以压住各省都督府的领袖来。

    宋教仁虽然在同盟会内部声名鹊起，但是对外则和吴川一样，在革命爆发之前不为外人所知。而能够同孙中山齐名的黄兴，却又因为阳夏保卫战中的失利和对各省军队的批评，导致人望大跌。于是同盟会此时在国内的领导人物，居然还压不住一个半路出家革命的黎元洪。

    眼下看着光复会众人借助南京一役开始在国内声名鹊起，把自己的影响力向着全国扩散，陈其美领导的上海都督府自然开始主张和平解决满清了。一方面可以借助南北议和确立同盟会在各省革命者中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等待孙中山回国重新凝聚同盟会的人心。

    在这两方的共同发难下，攻下了南京的江浙联军终于停下了脚步，而各省也终于响应了同盟会的倡导，派出代表前往南京讨论成立临时政府一事。之前仗着革命首义的名头，一直视自己为革命中央政府的湖北军政府，在连武昌都差点没守住的状况下，只能向江浙联军和同盟会屈服。

    此前关外的革命委员会因为局促于北满，对关内的影响力太小，因此湖北军政府并不认为革命委员会能够和自己并列。即便是邀请了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来武汉商议国是，也只是把其视为了在自己之下的一个分省都督府。

    不过随着革命委员会击退清日联军进入南满，正式统一了关外三省之地后，代表革命委员会南下武汉的耿瑾文、姜文卿等8名代表的地位便迅速提升了。

    在各省革命都督府的代表眼中，随着武汉军政府被清军差点击溃后，武力上能够压制北洋集团的就只剩下关外的革命委员会了。江浙联军虽然打下了南京，但是张勋所部不过是北洋的外围，还算不上真正的北洋嫡系，如果袁世凯真的调动北洋六镇出击，江浙联军恐怕也是难以取胜的。

    这样一来，在正面击溃了北洋嫡系并打退了日军的国民革命军就显得难能可贵了。这一仗不仅打掉了北洋军的气势，也打出了国民的自豪感，就连驻扎于武汉的日军对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