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外交总长孙宝琦电报时，王葆真正在中心广场陪同吴川检阅新编陆军一、二、三师的成立仪式。在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动员令之后，东三省的报名参军的人数迅速超过了军事委员会的预期，动员令发出的第10天报名人数就已经达到了征召数目的三倍。

    不过让军事委员会惊讶的是，人口较少的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报名参军人数居然和辽宁相差无几。而再对报名参军人员加以分析的话，他们很快就发觉北满之所以报名参军的人数较高，是因为国企的青年工人和国营农场职工都非常踊跃的在参军，他们试图保卫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而辽宁因为解放时间较晚，国企建设项目不多，城市里以手工业、私人资本为主，农村里又是富农阶层较多，在革命委员会解除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又打击了日本资本对于辽宁地区的渗透剥削后，这些人的日子可比过去滋润的多了。

    只是这些人的思想和不断进行文化思想教育的国企工人和合作社成员不同，他们虽然承认革命委员会的功绩，但是却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是通过自己的勤劳获得的，而且既然他们已经向革命委员会缴了税，革命委员会就应该保护他们，而不是让他们去保护革命委员会。

    虽然这一状况还没有影响到革命委员会现在的征兵计划，不过军事委员会国防动员部却已经写了一份报告，向革命委员会警告这种思想的传播将会导致革命委员会失去长期作战的能力。

    吴川虽然知道这个情况很糟糕，但他还是决定先把思想问题放一放，先解决了革命委员会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再说。当前革命委员会最为棘手的问题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救灾问题，从7月到8月，辽河以东地区一直是连绵阴雨，虽然雨水还没有超过1910年的程度，但也还是给辽河、松花江两岸的居民带来了较大的危害。

    虽然革命委员会这两年对东三省河道、水利和基础建设的投资比过去满清50年的累积投入还大，但是建设的时间终究还是太短了些，眼下的基础建设效果只能把大灾变为中灾，中灾变为小灾的程度。

    比如，按照水利部门的预计，如果不是这两年革命委员会大量的投资清理河道、维修危堤、兴修水库，那么这场连绵了近1个半月的东北雨季，至少要让东北60多个县，四分之一人口受灾。但是现在么，最多只有30几个县，十分之一人口受灾。

    当然对于某些地势低洼区来说，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是佳木斯北面的三江平原，一个辽河下游的营口地区，还有一个就是铁岭。

    三江平原地方人稀，虽然受灾严重，但是赈灾的任务并不重。营口地区虽然被淹没了不少农田，但是作为一个经常经受水灾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农业对于排水设施的修建还是相当上心的，因此并没有完全绝收。

    倒是铁岭地区，从年初开始的雪灾、春旱，再加上7、8月间的大水，几乎造成了60-70%耕地的绝收，而铁岭正是辽宁的粮食产区之一，可以说这一地区今年正是走了背运了。

    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作为一个后世来的南方人，吴川第一时间就想起了一句话，“大水之后必有大疫”。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对水灾受淹区进行防疫宣传和采取消毒措施，铁岭今年还将迎来第四场灾害。

    在对抗外部压力的同时，内部再出现瘟疫流行，那么革命委员会就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危机。于是吴川不得不暂时缓和了其他方面的矛盾，把抗灾防疫作为了当前革命委员会对内的头等大事。

    不过在这个时候，前两年投入建设的自来水供应系统、道路基础建设和工业建设，终于开始发挥出了初步的威力。虽然自来水还没能通入到乡下，但是通过运输车辆，人、畜饮用水至少可以基本保证；而公路系统又让车辆能够快速的把各种物资送往各受灾地区，从而避免人口大量外逃，造成整个社会系统的崩溃；最后各种工厂的连续运转，也保证了抗灾防疫物资不虞短缺。

    也正是通过了这一个多月来的抗灾防疫组织，深刻的教训了那些党内外反对工业优先的人。让他们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工业体系作为保障，想要通过优先发展农业让老百姓吃饱饭，只是一个不现实的美梦。

    吴川过去三年里反复强调的工业化的重要性，还不及这一次抗灾防疫的组织给这些人的教育来的深刻，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

    而随着天气终于开始转晴，抗灾防疫形势的好转，第二个棘手问题就开始占据了吴川的视野，就是如何应对日本因为欧洲大战爆发而激发出来的野心。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革命委员会因为要抗灾防疫和动员武装力量，因此对于山东问题和朝鲜问题，都是采取了以舆论攻势为主的反击手段，特别是把重点放在了督促北京政府反对日本扩张野心的工作上。

    革命委员会的反应给了日本、俄国一种错觉，认为在协约国体系的压力下，革命委员会终究还是畏缩了。虽然革命委员会在延吉、通化、凤城、瓦房店、大石桥等地增加了兵力，但是却并没有发起战争的意图，这显然更像是一种防御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