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上午9时，周树模带领的43人交涉小组抵达了北京前门火车站，他刚下火车就见到了自己的老上司徐世昌，这令他颇为吃惊。

    周树模快走了几步，习惯的伸手去握手行礼，但是看到徐世昌楞在哪里的样子，他又赶紧收回手拱手为礼说道：“一时习惯了，倒是在东海兄面前失礼了。奥，幕韩兄也在。劳两位久候，实在是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

    徐世昌马上也反应了过来，回礼笑着说道：“几年不见，少朴兄倒看似越来越年轻了，不像我都已经是白发苍苍了，这是好事啊。不过说起来，这两年少朴兄在关外干的有声有色，就连大总统也是时常念叨的，说是让吴川检了个大才啊。

    大总统让我们来车站迎你，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请你这位大才先移步总统府，商议一下这场谈判到底该怎么谈，我们自己总要先拿出一个章程出来的。”

    周树模只是转了转眼珠，就神情不变的说道：“东海兄总要让我先把人给安排了，我总不能丢下他们自己走人吧？而且我这么风尘仆仆的去总统府商议事情也不妥当啊。

    再说了，我这次也就是负责带个队伍，真正负责谈判的也是另有其人，东海兄想让我去商议什么章程，我也是两眼一抹黑啊，真要坐下来谈章程，那也得带上他们一起去啊。”

    孙宝琦顿时有些惊讶的说道：“这些难道不是你的随从？既然委了少朴兄办差，吴畏之为何还要派其他人参与？这人做事也太没章程了，哪有让人办事还不肯放权的。”

    周树模一脸微笑并不接话，他很清楚自己的权力在什么地方，倒是这些昔日的同僚看似一个个大权在握，可是没有袁世凯的认可，他们什么事都做不了。

    在一旁观察着周树模神情的徐世昌，看着孙宝琦的话语并没有激怒对方，反而令对方看起来有些反感了，他立刻打着哈哈阻止了孙宝琦说道：“这倒是我们失误了，大总统已经给少朴兄安排了住所，不过倒是没有估计你会带这么多人上来，这样我即刻找人安排住处，不过就是不能让大家都住在一起了。”

    周树模一边谢过一边说道：“大总统的厚意我只能心领了，不过一来我们有规矩，外出办事的团体不能脱离团体行事，我身为带队之人自然不能犯这个错误。二来我们已经托人在东交民巷租下了一间旅馆，足够我们这些人住在一起，就不必麻烦东海兄了。”

    看到周树模的态度这么坚决，不由让徐世昌一怔，但他很快便说道：“要是如此，我倒是不好强行为少朴兄做主了。不过我们许久未见，不如让我送你一程，路上我们也好叙一叙旧。”

    对于徐世昌的这个要求，周树模思考了一下倒是没有再拒绝，他转身回去同张寿增、王葆真等队员交代了几句，就转回来和徐世昌、孙宝琦交谈着向车站外走去了。

    自《辛丑条约》规定东江米巷改名为LegationStreet(使馆街)后，这条长约3里的胡同就修建起了大量的西式建筑，原先清政府在这条街上的衙署尽皆被迁出，于是在北京天安门前的核心区，倒是出现了一处虽非租界但实质上却是中国政府无法管理的地区。

    各国并没有公然在东交民巷设立什么巡捕房，但是此地的治安却是由公使团管理的各国驻军负责的，中国警察根本无法在这里行使警察权。也正因为如此，各国的商人和银行都喜欢在东交民巷设立一个门面，从而获得公使团的保护。

    从《辛丑条约》至今不过14年，但是东交民巷的面貌不仅大变，就连地价也因为大量的外国商行涌入而连年升高，超过了京城其他地方地价一倍有余。不过这些外国商行的涌入，却也带动了此地的商业，使得这里成为了京城有名的商业区。

    这也使得徐世昌的车队在东交民巷外就停了下来，难以再将周树模等人送入东交民巷内。双方于是就在东交民巷的巷口分手道别，约定了明日一早再去总统府拜访。王葆真倒是没有多关注周树模和徐世昌、孙宝琦之间的互动，作为革命委员会外交事务上的主掌者，他也不可能去和北京政府套什么近乎，他很清楚自己的权力来自于何处。

    他倒是更关注于东交民巷巷口所设立的关卡，看着检查出入行人的外国军人，即便这些人在检查时还算礼貌，他也觉得这简直就是个屈辱。

    过去在哈尔滨，俄国人也同样在道里和道外之间设立关卡，检查出入道里的行人车辆。虽然大家都觉得愤愤不平，不过不平的不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地方上设卡，而是负责检查的俄国军警对中国人的歧视和羞辱，还有敲诈勒索。

    在辛亥起义之后，革命委员会便一直想尽办法解除俄国人在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的警察权和司法权，把这种外国军警在中国土地上执法的事情看做是中国人的屈辱，并写入了教科书内。即便共和党把哈尔滨开放为自由市，也并不讳言这是一种权益之计。

    一开始，周树模等前清官吏以为，共和党这种做法不过是在欺骗民众，和俄国人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他们可没见过俄国人会主动把吞到肚子里的好处再吐出来的。也只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