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提出的这个主张，对于宋云桐、张廷阁、梁廷栋三人来说都是各自能够接受其一部分理念，不过三人也很清楚，他们自己并不能提出如此系统的解决办法，即便他们有这样一套办法多半也会引起其他人的激烈反对，比如梁廷栋的全面国有化资本就不为另两人接受。

    因此三人和吴川的讨论很快就围绕着吴川所提出的货币政策进行了修正，而在这样的修正中三人也逐渐和吴川的意见取得了一致。

    大的方向确定之后，吴川也松了口气说道：“那么接下来就由财政委员会牵头，国家银行、统计局和计划委员会协助，一起拿出个细致一些的方案，然后再上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吧。不过我要提前说一句，货币改革方案最终如何决定是一回事，但是在方案没有实施之前外泄的话，必然会有某些人借机牟利，我不管到时候是谁泄的密，都必定会一查到底，所以我希望你们讨论方案时，一定要谨慎行事，不要自误。”

    包括宋云桐在内的三人都下意识的坐正了身体，接受了这一警告。自革命以来吴川很少再这么慎重其事的作出提前警告，除了那几次对于立宪民主派、地方乡绅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做出的警告，最终这些人都被清理出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三人自然不会再把吴川的警告当作耳边风。

    吴川见状便放松了神情说道：“我也是为了保护同志们。这种事情一旦发生，货币改革失败，将会对社会民生造成极大的冲击，我党的统治基础也会动摇。我不希望看到同志们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才会说的严厉一些。

    这件事就先议到这里，接下来我想了解一下，东北现在流行的流MTODMw感是什么情况？究竟是大范围的流感还是瘟疫？据说江浙那边也爆发了流感，是不是和东北是相同的病症？”

    梁廷栋知道吴川发问的对象是自己，于是开口说道：“五月中旬，大连、营口、沈阳等地都出现了重伤风患者，发病者先是脑痛、身酸，而后寒热，但是并不致命，经过用药之后4-7日即可痊愈。

    五月中下旬，长春一家面粉厂的职员发病，据查其刚从营口出差回来，估计是在营口出差时感染上的。从这个时候开始，这场流感的传播速度就加快了，一些商号因为伙计大多染病而导致不能开张营业。各中西医院接受的流感病人比平日多了数倍。

    5月21日，各防疫所认为这是一场时疫，虽然症状不甚猛烈，但是传播速度太快，还是应当启动防疫措施以控制传播速度。5月22日，经过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东北及河北、山东、河南、苏北地区都开始启动了防疫措施。

    5月底，上海租界开始爆发类似的流感。据申报报道：5月30日有15名华人流感患者确诊，一周内光是租界工部局医院就有50人入院治疗，据记者估计未入院的病患应该还有数百人之多，沪宁铁路上的工作人员至少有数十人染病。

    一名叫做史丹莱的西医认为：这个传染病属骨痛热病，是流行性感冒的一种。这种病数年前在上海曾流传过，它是热带特有之病，大约是由蚊虫传来上海。但是报纸上称，今年尚未到蚊虫肆虐的季节。

    史丹莱又称：该病症有点类似泊里凡特（欧洲植物名）咳嗽，患者初觉筋痛，稍有寒热，继以头痛、喉炎或呕吐。他乐观估计，经医验诊后，一二日内当可确定该病真实属性，它并不危险，患者少至一日多至四日即可痊愈。

    不过他的判断显然是出错了。《申报》从6月4日到17日先后有十篇专题报道，描述了上海这场流感的进展。从这些报道中我们知道，随着时间推移，患者越来越多，且不断有人死去，而上海医界对此束手无策。

    而上海周边的江苏镇江、扬州等地，流感患者也很快达到数百人，他们的身体症状先是脑痛、身酸，而后寒热，传染迅速，且出现了“朝发夕毙”的情形。当地医界认为这和上海的流感是同源病症。

    接着，该流感顺着长江向着上游开始传播，6月6日南昌发现一家十余口皆染疫，6月12日长沙又见患者，然后是武汉和重庆也出现了疫情。

    鉴于南方疫情之严重，6月17日北京政府开都四武浙川成始筹设中央防疫事宜，由卫生司长刘道仁负责。根据我们的比较，南北的流感应该是同源，都是传播迅速，但致死率并不算高。

    而且我们发现，死亡者大多为城市中的贫困阶层或是乡村中，他们的死亡并不是疫情太过猛烈，而是因为缺医少药，只要及时得到治疗，几乎都能被治愈。

    还有，有着干净的自来水供应，卫生环境较好的居住区内，染病者较少。能够日常喝热水的居民，也较不易染病，也容易康复。所以，城市居民要比乡村居民较不易染病和死亡，通了水电和卫生处理的城区又比那些没有基础建设的城市郊区较不易染病和死亡。

    东北和青岛比关内其他地区的居民又要好的多，所以防疫站的建议是：对于这场流感来说，隔离预防和提供干净的饮食，要比对患者集中收治更为重要。我已经责令防疫办出一份全面的防疫指导意见，然后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