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宗收拾起程上路了，北京城自然是骂声一片；虽然皇帝坚持李子龙才是主谋，但明里暗里的意思大家都懂，因此百官进言，民意沸腾。孙继宗出城的时候，被愤怒的百姓和士子投掷了不少蔬菜鸡蛋乃至石块。</p>

    锦衣卫大洗牌，和孙家关系密切的基本靠边站甚至被问罪；东宫的太上皇则稍微安静了一些。</p>

    但孙太后还在上面坐着，动作有限，好在朝廷上的事情很多。</p>

    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上书，恳求恢复午朝之典，加宵旰之勤，常思曰：上天玄远，何以格之？阴阳和气，何以召之？正人君子，何以使之亲？奸邪小人，何以使之远？兵戎何由整，刑赏何由当？寇盗反侧何由平，今日黎民何由安？正统之仇何由复？夷虏之祸何由息？经筵之暇，每日一二次赐左右大臣以及近侍之官讲论前所云政理，以绵宗社，以福苍生。</p>

    景帝很是感叹，回复：朕常诏天下臣民，凡有利国利民，皆许进言，择而行之。今叙所言勤政之事，深合朕意。尔礼部其申明前诏，凡闻朝廷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p>

    他想到了此前周叙几次上表，包括继位前他的八事，以及稍后的《制治保邦十二事》《中兴太平十四事》，都是忧国忧民，情真意切，提的建议也很好，觉得这样的人才放在南京实在太可惜，于是下旨，调回北京，升任詹士府少詹士，兼翰林院侍讲学士。</p>

    周叙字功叙，号石溪，吉水人，永乐十六年进士，周瑜三十八世裔孙。负气节，笃行谊。曾祖以立曾为元时翰林编修，父歧凤为明初国子监博士。周叙忧国忧民，事事以社稷为重。王振专权，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直谏。土木之变后，他多次上书，恳求皇帝励精图治。</p>

    他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叙思继先志，正统末，请于朝，诏许自撰。在奏章中，他说：窃观宋辽金三史成于前元至正间，当时秉国大臣皆辽金族类，不以正统归宋，遂分裂为三，而以辽金加于宋首，不惬人心，不协公论。初修之际，言者虽多，卒莫能改。至今越百年，凡有志史学正纲常者，未尝不掩卷愤叹也。……元儒陈桱修《通鉴续编》，既正其统，而三史全书尚仍其旧。因此他建议在南京翰林院组织人员重修《宋史》。朝廷的答复是：不必择人，叙其自修。历史上因劳成疾，未能完成。</p>

    这次他进京，再次提到了《宋史》的重修，正和景帝的想法不谋而合。因为要修宋史，就免不了提到靖康之变，自然是影射老哥、警示臣下的好机会。</p>

    于是，景帝很爽快的批复了重修《宋史》的提议，当然换了个名目：朕惟古昔帝王盛德大功，载诸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著于孔子褒贬之书，足为鉴者，不可尚矣；自周威烈王至梁唐晋汉周五代事，书于朱文公通鉴纲目，亦天下后世之公论所在，不可泯也。朕尝三复有得于心，独宋元所纪，窃有歉焉。卿等其仿文公例编纂，官上接通鉴纲目，共为一书，以备观览。</p>

    这样的国家工程，肯定不是周叙能组织的，于谦要料理军务，没心思琢磨这些事，但是陈循、高榖、王文、萧镃、商辂等人就要牵头，下面是刘俨、吕原、倪谦、李绍、钱溥、李侃、李龄等一大波学者。历史上是在景泰六年七月动工的，因为景帝去世，未能完成；后来宪宗成化九年又复修，最终于成化十二年修成。</p>

    周叙没有想到皇帝这样痛快，感激涕零。</p>

    但是下一件事就很挠头了：今年是会试的年份，如何取士是个大问题。后代各省为了录取人数吵的天昏地暗，明朝更是闹得不可开交。</p>

    现在户科给事中李侃等就提出来：今年会试，礼部奏准取士不分南北。臣等切惟江北之人，文词质实；江南之人，文词丰赡。故试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洪武三十年，太祖高皇帝怒所取之偏，选北人韩克忠等六十一人赐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洪熙元年，仁宗皇帝又命大臣杨士奇等定议取士之额，南人什六、北人什四。今礼部妄奏变更，意欲专以文词多取南人。乞敕多官会议今后取士之额，虽不可拘而南北之分，则不可改。</p>

    南北榜案是科举绕不开的一件事，从中折射的是南北教育水平的差距。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以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殿试，是为春榜；因所录81名全系南方人，故又称南榜。北方人一名未取，为历科所不见。?</p>

    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南方经济、文化比北方发达的实际情况；但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联名上疏，告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偏私南方人。太祖命人复阅落第试卷，增录北方人入仕。</p>

    但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文理不佳，并有犯禁忌之语。有人上告说刘三吾、白信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