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已经定下来了，就该说怎么整了。

    首先是削藩。《宗藩条例》已经印发全国，但怎么执行那是大问题。数人头和遣散多余人员，看似不难，却关系到以后的俸禄发放和社会稳定，要把皇帝的关爱传达到每个宗室和侍卫的心坎上！宗人府本来人就不多，现在空了都不够，其他的就只有在其他各部门调了；可一般人还不行，镇不住场子！好在闲着没事的勋贵有的是人，写字不会，看人点数还是可以的。都别坐着了，起来活动一下！但是每组还得配内宦、官员、太学生和军校学生，外加禁军千人，加起来就是个大数字。人不够，就从各部调，尚书侍郎不能动，但是各司的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员就必须走了；兵部还好一点，不能动太多，否则遇到紧急情况只有抓狂；五寺中大理寺、太仆寺不能动，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少卿及以下的官员只要还能走，一样不能留。

    当然临走前，汪太后对勋贵面授机宜：“除了要认真核对人员、足额兑现侍卫粮饷，也要密切关注藩王动向，如果确实有谋逆的迹象，可以会同当地官员当机立断；除此之外，不管犯了什么样的罪，都只能收集证据，向北京汇报，然后押送藩王回京，听宗人府和三法司会审，在此期间，只能控制藩王，必须确保其生命安全，决不能出现自杀等状况，尤其是自焚、撞墙、自刎等激烈行为。违者治罪。”

    汪舜华用了整整两个时辰，把削藩的目的、意义、措施和要求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同时认真分析了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及处置办法，务必使带队的勋贵入脑入心，不至于误判：“朝廷是要削藩，不是削王；是要省钱，不是要命。所以一定不要把人逼得太狠太急，只要肯遣散护卫，什么都好说；当然，如果确实有谋反的迹象，必须当机立断，不能让叛军出了县城，最好不要出了王府！——藩王手里几千军马成不了大事，但是他们是姓朱的，万一纠集的乱党流民，趁机作乱，并且相互策应，那就是大麻烦！所以，你们态度一定要好，要和属官侍卫还有内官宫女搞好关系，把他们争取过来——朝廷已经有政策，属官内官到北京给前途，侍卫给钱给土地，还把宫女给他们，只要脑子清楚是不会和藩王造反的；对于那些作恶多端、百姓反映强烈的，必须报请北京定夺才能处置。”

    要限制钦差们的行为，不能让他们做得过分真把人逼反了；但同时也要足够的授权，万一真有不长眼的想搞事，能够马上搞定。

    汪舜华当年在网上看过八卦，这回又和于谦等仔仔细细反反复复的探讨了当年建文帝削藩的来龙去脉。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太祖宾天，十六日，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八月，削周王朱橚；次年四月，一口气将齐王朱榑、湘王朱柏、代王朱桂三位亲王废为庶人；六月，又削岷王朱楩。其中朱橚被他赶到云南作野人，朱楩被赶到福建看浪花，朱桂、朱榑幽禁南京，朱柏为了保持亲王的尊严，带着全家老幼一起自焚，震动了朝野，就这还不肯收手，逼得太宗彻底下定了鱼死网破决心。

    ——真是一群书生。别说下岗职工要再就业，就算是妓女从良，也得给出路，何况那可都是朱元璋的亲儿子，是你的叔叔辈！太祖尸骨未寒，这些人下面还都有几千上万的军队，你脑子一热就去削，削得还那么难看，活该被反削！

    ——只可惜懿文太子，身前对弟弟们百般爱护，结果就因为这么个蠢儿子，彻底绝后。

    ——朱允炆干的蠢事不止这一件。除了削藩，他干的另外一件大事是改革科举。太祖皇帝搞南北榜分开取士，他搞全国统一招录，并停办了北方各省的官学――结果太宗刚起事，附近各省的士绅们就纷纷前去投效。

    此外，他把全国上下的地名在短期内大量改成了古地名――不光大的府名要改，下面的县城名也要改，甚至卫所的名称都要改，而且有些地方改了一次还要改第二次。很多地方章都来不及刻，大家经常都反应不过来是哪，只好在旁边标明这地方以前叫什么，否则没人看得懂。

    这家伙还着力恢复井田制，就是周礼里面那个井田制。在孔孟时代就已经遥不可及，历朝历代除了王莽这个奇葩，也只有他要恢复这套不合时宜的制度。

    汪舜华真想当面问问这位仁兄：“踏马的到底我是穿越的，还是你是穿越的啊？你是从三千年前哪座古墓里爬出来的吧？”

    当然，建文也不是不干好事，他曾经全面减免江南地区税收，部分地区的税负甚至减到了仅有朱元璋时期的18％。不过他这次选择减税的时机有点问题――刚好是前线与燕王军作战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结果当几场大的战役失败后，国库甚至凑不起钱来组织军队对燕军发动反击。联想明朝末年因为财政赤字亡国，也应该庆幸太宗皇帝得到了天下。

    ——真是才不配位，必遭其累；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当然，也就是这个时候，汪舜华终于解开了萦绕在心头的一个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