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则认为：“如今免除徭役，土地不分官民，只以高下而论，会有大量的佃户脱离地主，租种官田；但是，还要注意在土地清理中官民勾结，欺报瞒报。”

    张凤连连称是：“首辅之言极是。刁民胥吏相互勾结作弊造假由来已久，他们会千方百计偷逃田赋甚至李代桃僵。”

    这是个大问题。如今天高皇帝远，下面地头蛇猖狂得很。

    张凤开始叨叨这些家伙的手段，只是一大串的名词，汪舜华听不大明白，也闹不清具体怎么操作。

    这要从大明的基层管理体制说起。

    大明朝皇权不下县，但是太祖皇帝对基层并不是放任自流的。他为了确保基层稳定、节省行政经费，做了很多探索和尝试，最终确定了里甲制。

    按照制度，每110户编为1里，由丁粮最多的10户担任里长，其余100户则称为甲首；各里中无力承担差役的鳏寡孤独人员，则带管于110户之外，称为畸零户。每年由1名里长率领10名甲首前去服徭役，并管理一里之事。因此，里长以10年为一个周期轮流担任，先后顺序则根据丁粮多寡预先编排。

    汪舜华不能不佩服太祖皇帝的雄才伟略，居然能够想得出这种方式——难怪孙猴子叫嚷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虽然皇帝不能大家轮流过把瘾，但眼前的土皇帝“里长”“甲长”倒是都可以体验一把。

    这种将人口居住、土地占有和赋役责任高度结合的机制，编排时自然要考虑各里之间人丁事产的均衡问题，因而不可避免的对富室大户聚居的村落进行分割；同时，有资格当“里长”“甲长”的人多了，大家都跃跃欲试的，相互勾心斗角的也就多了，不容易抱成一团，干活的时候也不敢太过分，从而抑制宗族势力、树立地方政府权威。

    但是，要认为从此可以一劳永逸高枕无忧，那是痴人说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拉大、人口的增长和迁移，里甲制度不可避免的走向瓦解。

    现在没有办法发身份证，更没办法到基层去建立党支部，因此里甲法不可替代。

    以前里甲以土地和人口为核心，承担纳税、徭役和社会管理的职能；社会管理汪舜华压根儿就不提——脚趾头都能想到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最后说话的还是有钱有势的。所以即便里长们最初可信赖，现在恐怕不为害一方就不错了。

    治理基层，还得靠基层政府。

    但是现在不能提，否则农村出现权力真空，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别说完全废除里甲制度，汪舜华只说：“鱼鳞黄册太过繁琐，既然现在人丁税和徭役已经取消，就不必再在黄册里单独开列，只按照土地编号，记录流转就行；人口单独造册统计。”

    但这项提议遭到了空前的反对，包括于谦，也坚决认为不行：“鱼鳞黄册是太祖定下来的，不可以轻动；而且即便废除了徭役，把人口和土地绑在一起，也有利于农村稳定。圣人云：‘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如果在黄册上体现不出来户口名下的土地，只怕权势者兼并土地更加肆无忌惮；如果百姓看不到名下还有土地，那么他们不会安心生产。如今荆襄、福建、两广一带流民甚多。太后应以利民之心，出安民之策。”

    汪舜华点头：光图省事了，怎么就差点忘了，土地虽然束缚人，但反过来说也能安定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这个时代还是干这个时代的事情吧。

    鱼鳞黄册的内容没有变化，但谁都知道，人口统计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土地才是核心。

    但是土地清理过程中，也是有许多问题的。在逃避责任的时候，永远不要低估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

    隐瞒人口的不去说了，就单单说怎么隐匿土地的。

    张凤是个妙人，看出汪舜华是真想办事的，也知道她一直在宫里，没多少机会接触实际，于是给她举了个例子。

    农民李四，祖坟上冒了青烟，攒了点钱，买了一百亩地；但他没有功名傍身，没法减免税赋。于是在朝廷攒造黄册前夕，找到甲首、里长，请他们设法周全。

    等册供清单下来，里长填写各户情况，就把原本属于张家的三十亩，分别写在三十户人家名下。

    这些穷人不识字，就算把清单拿给他们看，也不过是走流程。只是等交税时，才会奇怪比往年多一点。里长就这说官差要求的，或者索性说这是杂科。因为摊下来也不多，何况杂税本来就说不清楚，也没人深究。于是，这三十亩田赋就让别人扛了。

    这种把自家田地偷偷分在别人名下的行为，就是“飞洒”。

    李四还不知足，想进一步减免。

    于是接着想办法。前年管下发生过一水灾，赵大、钱二两家都淹死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