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们都在忙了，汪舜华也很忙：眼看废除贱籍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虽然没有设置时间表，但要让民间看到希望。

    遣散奴婢的政策还在研究，但这么多奴婢一旦流入社会，该怎么安置必须提前谋划。

    汪舜华选择了无中生有——由朝廷和皇室创办就业门槛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工厂，大量吸附就业、改进和推广新技术、同时增加国库收入；当然，为了发展国防，钢铁厂也是要建设的，就放在唐山。那个笑话怎么说的？全世界钢产量排名，第一名是中国（不包括河北省），第二名是中国河北省（不包括唐山市），第三名是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不包括瞒报产量），而第九名是中国河北省唐山市的瞒报产量，因为它瞒报8000万吨产量，刚好比第十名德国多了一点。

    唐山在明朝不算出名，是北直隶顺德府的辖县；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存在感，景泰五年，沈王的嫡八子幼墧被封为唐山王。当然现在还和他爹住在一起没有分府。

    听于谦说：“当年唐太宗东征高丽，凯旋途中曾经在大城山上屯驻，于是赐名唐山。这一带有很多太宗遗迹，历史上冶铁、铸铁、煮盐业相当发达，只是宋元以后衰落了，现在也就是个小地方。”

    汪舜华记得唐山是以矿产资源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城市，据说矿种异常丰富，尤其是煤和铁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近代中国工业的摇篮。

    那就是这里了。

    不过这个时候，朝廷不可能投入太多，连城市基础设施都不打算提档升级。

    修了干啥？反正也没什么用；好歹有土墙，先凑活吧。

    所谓的钢铁工厂，估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些大的作坊。

    重中之重是海运。海外暂时交给民间的冒险家们，但是“南粮北运”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伴随着太宗皇帝迁都就开始了，而且随着北方的发展问题越来越严峻。朝廷每年通过漕运大量运输粮食，但是运河维护费用巨大，土堤年年堵塞，年年清淤；而且漕粮损耗极其严重。各级地方政府向中央运输粮食，但途中会有散落、霉烂和丢失，这些损失中央不愿意承担，地方政府就只有把它摊派给百姓；此外维修大运河和造船的成本，也要由百姓负担。有说法是：从湖广运至北京的漕粮，附加税可高达粮食成本的80%。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百姓的负担无法有效减轻，北方的粮食危机也无法有效消除，边关也就无法彻底巩固。

    小冰川时期马上就要到来了，北旱南涝的问题会进一步加剧，运河的水位下降、通行会更加困难。

    汪舜华揉揉眉心，这年头没有蒸汽轮船、没有火车汽车，怎么办？

    明朝做出过探索——走海运，但是却最终选择了漕运，当然不全是倭寇横行的原因；而是因为——漕运要钱，海运要命。

    明朝初年，辽东军饷短缺。朝廷下令从江浙往辽东运粮，结果近一半的运粮船沉没在海中。因为海运是需要经验的，尤其是在季风季节，一般只有大型海船才敢贸然出海，而且对从业人员要求极高。

    在这种情况下，在会通河开凿后，漕运终于取代了海运陆运成为最重要的南北运输方式。

    但因为漕运的诸多弊端，还是迫使君臣想办法。

    早在建极元年汪舜华提出三民问题，群臣列举朝廷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破解之道，重兴海运就被摆上了桌面。

    汪舜华当然对此坚定支持——废话，都是走水运，海运好歹不用人工维护呢！再说，以后要想走出去进行环球航行发现新大陆，难不成就用内河那几只旱鸭子？肯定是要有经验的水手，越多越好！

    丘浚就认为：“海船每艘可载千石粮食，相当于三艘河船的运载量。漕运比陆运节省用度十分之三，海运可比陆运节省十分之七，即便有沉没的风险，但是可以节省牵引船夫、运河修缮和沿河各衙门的守备，利害亦相当。太后可命人寻访熟知海道的，前往勘视。”

    但是这项提议，遭到了包括于谦在内的很多重臣的反对，就是因为海道险远，损人费财。

    丘浚仍然坚持：“臣请太后以《元史》对质。此书记载元朝海运，从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历年所运送至的数量，也可以见其中途的损耗。臣以为如今的漕运，每年所造成的损耗远不止此数。如果能用海运取代漕运，实为利多害少；太后还可适当削减负责漕运的军卒，回营操练。如此，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服边海之夷，诚万世之利。”

    汪舜华大悦：“说得很好。元朝也定都北京，也面临南粮北运的问题，他们能解决，我不信，我们解决不了。”

    但漕运海运这样的事，绝不是在朝堂上耍两句嘴皮子就能解决的；安全问题不解决，海运就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