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定之的《满江红》气贯长虹，程敏政的《逼上梁山》同样引发了广泛共鸣——尽管后代奚落林冲软弱的声音不少，但这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谨小慎微老实人最后忍无可忍大爆发才真正具有感染力，那种动不动喊打喊杀的都不过是莽夫而已。

    ——《逼上梁山》自然是取材《水浒传》。下面其实有点奇怪汪太后怎么知道这个故事，毕竟这本小说口味比较重，被太祖禁过，甚至还咒诅过；礼部尚书章纶就提出过：“这是部禁书，而且诲淫诲盗，如果从这书里选择故事，甚是不妥。”

    汪舜华其实对《水浒》也没特别的爱好，觉得还是孙大圣毕竟可爱，主要是好汉们卖人肉包子、求婚不遂杀全家甚至动不动掏心挖肺，在她这种法制观念浓厚的人来讲实在无法接受，而且实话说这书对女人来说真的不太友好；但《西游记》现在还没有产生，何况逼上梁山这个故事还是挺喜欢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现在也是逼上梁山——被逼着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被逼着改革，因此笑道：“《水浒》确实是本坏书，但它有好的地方，就是能做反面教材，提醒我们一定要正风肃纪，一定要严管厚爱，避免乱自上作，官逼民反；否则宋徽宗这样的昏君在位，高俅这样的奸臣多了，林冲这样被逼着竖旗造反的也会越来越多。——何况这书也告诉我们，那些嘴里喊着‘替天行道’的草寇即便耀武扬威、为祸一方，也不过乌合之众，甚至很多人就是被裹挟其中。只要能给出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愿意诏安，愿意为朝廷驱使的，所以朝廷也不能只想着武力解决问题。”

    下面这才不吱声了。不过大家都不愿意写，理由也是现成的——确实工作太多，于是这活儿落到了程敏政头上。他毕竟年少，因此多数时候还是在翰林院读书；虽然他以程朱后裔自居，顶瞧不上这些山贼草寇，对戏曲这种形式也嗤之以鼻。但毕竟小孩子头脑灵活，没那么多框框；这些年他在翰林院，读的也不全是儒家经典，更多的是治国理政。既然关乎教化人心、治乱得失，也就不敢怠慢。

    接到这活，他把《水浒》翻出来看了几遍，写了这个二十四出的北曲，当然这是不够的，小伙伴商良臣、李东阳、倪岳等人正在准备会试，不好意思打扰，但是他爹和岳父再忙，这种大事还是要把关的。这两位和他一样，在戏曲上其实没有建树，但是猪肉没吃过，肥猪还是见了不少，因此很用心的帮他反复修改，最后才呈上来。但是汪舜华还是不满意，毕竟士大夫不可能站在绿林好汉的立场看问题——这个没啥，汪舜华也看梁山好汉不怎么顺眼；只是敏政一路顺遂，又年轻气盛，不能理解真正理解林冲的苦闷，因此讽刺劝喻更多一点，这样代入感就要差一些，观众难以共鸣。

    汪舜华理解程敏政的想法，放下架子和他仔细探讨：“写这个故事不是为了申讨以林冲为代表的绿林，而是要揭示‘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道理，用以警示朝廷和各级官员要夙夜在公、克勤克俭。否则，不仅鞑子会趁虚而入，朝堂上奸佞败坏朝纲，甚至基层官吏和普通百姓也会逼上梁山，沦为反贼。”

    她的语气很是严肃：“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文以载道，首先它就要说人话，做人事，而不简单是你展示观点的提线木偶，否则直接就用四书五经去宣讲了，为什么还要用戏剧呢？你只有让语言尽可能生动接地气，百姓才看得懂；只有把故事讲好，把人物立起来，才真有可能感染人，打动人，达到感化人心的效果。你要记住一句话，‘当作者死了，人物才能立起来。’当你不按照自己理想的路径去设计人物的行为，而让他按照自己的性格去说话办事，这个人物才算活起来。”

    她松缓了语气：“我让你来写这出戏，不完全是因为他们都忙，而是因为希望你能写好，也相信你能写好，更希望你能在文学尤其是戏曲小说方面能够有所成就——别看我，我是为了你好。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和我，都跟林冲一样，是逼上梁山的人。你那篇策论，成为改革的楔子，有人赞你，自然也有人想毁了你，以此否定改革的正确性，你要有被谩骂诋毁甚至诬陷的心理准备。但是光唾面自干是远远不够的，你还要奋起反击，和他们争夺话语权，争夺在百姓间的名声，这样，才能顺利的推动改革，你在文学史和历史书上，才能有个好名声。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的作品与众不同，别人不敢写的要写，别人敢写的要写的深刻到入木三分。这样大家才都知道，他们胆子没你大，视野没你开阔，眼光没你深邃，思想没有你深刻，甚至文笔都没你犀利。一定要这样，你才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文学家，一个真正的社会良心，而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一个天真烂漫的书生。朝廷也才没有用错人，改革才有了正当合理的依据，明白吗？”

    程敏政沉默了很久，这才磕头；退下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这才走出来，把原书的段落又翻了好几遍，回头又把伍子胥的故事翻了好几遍，又结合自己此前的见闻反复琢磨，这才落笔。

    汪舜华对新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