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宗室，各部门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现在各省忙得热火朝天，朝廷同样忙的水深火热，当然最忙的就是户部尚书年富和工部尚书白圭。

    自从建极三年以后，户部就很忙——忙着数钱。按照最新的标准，田每顷纳米12石，折银8两。现在土地清理还没完成，洪武年间能有880万顷土地，如今应该只多不少，减去隐藏的、免税的，承税田应该至少300万顷，那么全国田赋每年应该是1亿石左右，自然远胜景泰七年的2300万石，但是人丁、杂税、徭役等项全部包括在内，这也意味着以后朝廷的支出将大幅加剧，尤其将全国的衙役纳进来，只此一项每年就要多出近8000万石的支出；此外一旦有重要的工程上马，光是人工费就高的惊人。

    当然，朝廷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盐税、茶税相加，估计每年能有1000万两——此前每年能拿有300万两就谢天谢地了。当时丘浚拿着《食货志》在朝堂上质问：“唐朝仅从两淮地区每年就可得盐利200万缗，宋朝乾道末年的盐、酒、茶三项收入2382万贯，那可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如果我朝的疆域人口大大超过宋朝，每年盐茶相加，还不到280万两，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健刚斥责：“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你这是与民争利！”

    丘浚马上扔掉帽子，怼回去：“我有什么不能说出口的？合着商人的钱是钱，农民的钱就不是钱，朝廷的钱就不是钱？口口声声为生民请命，到底是在为奸商刁民说话，还是在为朝廷百姓办事？”

    刘健不吱声了。

    汪舜华在心里大大的为丘浚点了个赞。

    当然在场的人并不知道，每年不到300万并不是过分，因为到了以后的嘉靖万历年间，官商勾结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当时每年盐茶税等税总额不过320万两，最高也不过338万两。

    茶课名存实亡。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沿用宝钞来评估地方税额，折成白银时，税额简直到了就是来搞笑的：云南13两，浙江约为2两。

    当然，追本溯源，还是要找到太祖皇帝头上，他老人家苦出身，见不得儿孙吃苦，也见不得百姓吃苦，却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其中还有官吏因为想办法收足商税被贬官甚至打板子的例子——既然多做多错，下面谁会吃饱了撑着去收税？谁不想得个宽容厚道的好名声？

    然而皇帝的宽容厚道并没有换来商人的投桃报李。哪怕到了万历年间，他们还拿着早就成为废纸的宝钞来纳税，甚至勾结官员反对朝廷加派赋税，说的冠冕堂皇，不过就是自己铁公鸡一毛不拔而已。

    ——所以清朝入关后，江南一拨儿人忙着反清复明，复什么明？复的是那个朱明王朝吗？不是，是那个可以随意偷税漏税、可以随意辱骂皇帝的时代！

    按照考证，北宋时，两税尚占82％，但至南宋，已降至38％。与此同时，商税急遽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包括商税在内的非农业税，也就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北宋皇祐治平年间，商税比重不过20％左右，及南宋绍兴、乾道之交，仅茶盐榷货一项即占21％，连同经制钱、总制钱，非农业税达31％强。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坑冶榷货已达82％强，非农业税更达82.3％。

    ——明朝，却是最贫苦的农民承担了最多的赋税，还要承担因为读书人和勋贵免税而投献土地造成的亏空，所以在崇祯听信东林党人减免商业税改征农业税后不得不反——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忠贤比东林党人高尚有底线的多！

    真正是苦了朝廷百姓，肥了奸商刁民！

    现在汪太后主抓的就是工商税和关税。她曾经在朝堂上质问反对派刘健等人：“知不知道吕不韦？”

    废话，大名鼎鼎的仲父，《吕氏春秋》的编撰者，不知道才叫见鬼！

    “吕不韦有个典故，叫奇货可居。农夫辛勤耕作，不过勉强丰衣足食；而那些商人，却可轻松获利百倍。你们不在商税上做文章，却盯着田赋，真的就是重农抑商吗？”

    刘健不敢吱声。

    这两年来，朝廷加大对偷税漏税的打击力度，轻的抄家流放，重的砍头，现在江南地区正闹腾着，但是汪太后决心已下，即便宗室在京，还是把勋贵重臣全部派了下去。估计是真的胳膊拧不过大腿，现在主要还是追缴历史欠债，数额太大，不便透露，以后每年工商税估计有一千万以上的进账，关税头年收了十万两，去年也不过三四十万，以后估计在一百万两左右，主要是大家都通过运输粮食免税——肯定其中不少是国内的冒充国外的，但是朝廷现在没有力气查证，要过几年才能动手，到那时候估计每年能收二三百万；此外还有矿产税之类的杂税。

    户部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