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汪舜华拍了桌子：“主辱臣死！当年土木之变、皇帝被俘，还被人剃了光头，这是靖康以来没有的奇耻大辱。这个耻字，刻在每个人的脑门上，随时提醒我们，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上回是皇帝被人剃发易服，如果再不知耻而后勇，练兵备战，下一回就是全国人民都要剃发易服了！我还是那句话，易姓改号，舆图换稿，不过亡国；剃发易服，人心沦丧，则是亡天下。果若如此，我等有何颜面面对祖宗！只有崇文尚武，才能保家卫国！”

    一锤定音。

    其实于谦此前就想提这件事，只是国事太多，实在分不开身；年初汪舜华提出要加强队伍建设，他也就仔细琢磨，并和同事反复商量，现在就把方案拿出来。之前的武举，先考谋略，再考武艺，如果笔试不及格，便不能参加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考四书，后来改为默写武经。想法很好，但是来参加武举的基本是大老粗，如果都能运笔如飞了，早就去考文进士了，那么就要改。

    初场试武艺，内容包括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三场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三场都好的，给与武进士身份；但是某一场极为突出的，也可以赐同进士出身。总之，要尽可能多的挑选人才，而不是说不合格的都要扔掉。

    这个建议实在不错，汪舜华和重臣反复讨论，觉得可行；当然反对声音很大，汪舜华知道，这里头有个心照不宣的秘密——这种武举，其实是文官掌控的。因为其中真正决定中榜的是策论环节，也就是要考上，必须熟悉兵法战策，这就要求考生有相当的文化修养；尤其考评权主要由兵部文官来执行。这样一来，武将选拔权其实也放在文官手里。考取功名的武将，自然而然成了文官的门生。这也就是后来文官一家独大的重要原因。

    了解了这一点，汪舜华也就很不客气——头两场是硬的，让勋贵和兵部带着督察院去主持就行；第三场按照科举的惯例，由皇帝亲自主持，选中的就是天子门生。

    于是进行了完善，首先时间要确定，会试的下半年举行武乡试，次年上半年举行武会试、殿试；然后就是考试科目，就按照于谦的方案来；最后是参加人员，允许军队士兵和民间有志青年报名，军队由各指挥所负责，民间由各都指挥使负责；考中以后，参考文进士，同样分三甲，分别给与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身份。

    方案定下来后，于谦火速草拟好了，然后正式行文全国；接下来就该说武学的事。武学其实也不是新鲜事，最早是王安石创造的，用《武学七书》作为主要教材，但不久便废了；明朝也曾经有过武学，但并无定制，迅速被废。现在正式提出来，不仅希望从军但没有通过武举的有志青年可以来，而且军队里年轻聪明踏实的将士也可以来进修，作为皇帝的奖赏。

    只是要办学校，硬件和软件都不能缺，软件还好，一是教材，二是教师。教材就用武经七书，教师就去军队的读书人里找，这个不容易，但是读书人很多，只要教这帮大老粗认字，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就成，别指望他们能传授什么经验——这是从军队专门挑选出的老将的事，隔岸观火永远不如身临其境不是；然后就是硬件，首先学校你要有，集贤院不行，那就另外再建，最好不要放在北京内城，因为毕竟要射箭、要打炮，地方太小施展不开，而且容易惊动左右邻居；至于其他的弓马剑戟之类的就是小问题了。

    汪舜华点头，让于谦派人去找地方。内城放不下，城外现在除了几个城门口之外，其他地方基本上属于未开发的，地方有的是。

    于谦很快回禀，就在德胜门外不远，很大的一片地，是国子监的五倍！

    汪舜华没说什么，外城嘛，土地多的是，何况城北一直开发的不好，主要是紫禁城的北门一般人不能出入，大家都不想绕远；而且武学这种地方，小了还真不行，于是让工部准备动手。

    而对于汪舜华来说，这还远远不够。

    虽然后代常有泥腿子干掉了高帅富的传说，但曾经去过几个圣地公费旅游的汪顺华知道，那不过是影视剧的说法而已。镰刀锤子之所以能风扫落叶一般迅速取得胜利，除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大势、领导人的个人能力和魅力，也和全党全军上下重视学习有关——在苏区时期，就能让妇女参加识字学习；在长征路上，在前面战士的背上挂上布条学习；在延安窑洞里，能挂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照片，这样重视素质建设的队伍，不打胜仗才叫天理不容。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得出的结论；正好对应民生、民族、民心问题。

    当然，身为封建社会的大头子，要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所以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也不能一样。

    不是暴风骤雨的摧枯拉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