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廖沙已经成为第七步兵师的一名战士，他们同波兰军在基辅附近进行着战斗。波兰军重新夺取了基辅，他们又占领了一个不大的桥头堡。但是他们不能在往前了，他们遇到了红军的猛烈反击。

    在反击敌人的斗争中，谢廖沙生平第一次杀死了一个敌人，他知道，为了祖国，为了使人类不再互相残杀，他只有这样做。

    与此同时，保尔骑着那匹独耳马转战各地，已有一段时间了。只有两次，他被迫离开战场，第一次是因为大腿受伤，第二次是因为患了伤寒，高烧不退。

    保尔身体刚刚恢复就归队了。现在，这个团正在扎京——乌曼支线上，据守着弗隆托夫卡车站附近的阵地，一场新的大战正在酝酿着。

    在战斗即将打响的前期，一个夜晚，保尔和战友们在阵地上待命。他们围坐在篝火边取暖，保尔给战友们读着小说《牛虻》。

    团长普济列夫斯基和政委看到了他们，普济列夫斯基指着这群战士告诉政委：“我团的侦察员有一半在这儿，他们都是好样的。这个正念书的，叫柯察金，那个叫扎尔基，他们两个是最突出的。”

    团长来到战士们身边，和他们一起听保尔读书，保尔读完了最后几页，所有的人都为牛虻牺牲时的情景感动着，他们沉浸在悲伤中。

    战士谢列达说：“牛虻为了追求理想，这么坚强，吃了这么多苦，他真是位英雄。”另一个战士骂起了书中的神父，他说：“我要是碰到他，非毙了他不行！”

    老战士安德罗秀克讲述了两起他亲眼目睹的事情，他慢慢地说：“在敖德萨我们陷入了白军的包围，一个叫波莱卡的战士冲进敌群拉响了身上的手雷，他与敌人同归于尽了。他死得重于泰山。”

    他接着说：“但有人死得连猪狗都不如，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尔一带打仗，我们在一个住宅里发现三个侦察员企图侮辱一名妇女。我们的连长下令立即枪毙这三个人，他说‘军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谁玷污它，谁就该枪毙！’

    他们被枪毙了，后来听说，他们是从马赫诺匪帮投降过来的。像这样的坏蛋混进咱们的队伍，我们要警惕，绝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事业。”

    战士们讨论到很晚才睡觉，团长也睡着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梅尔在写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他找克拉梅尔，他想转到骑兵第一集团军。克拉梅尔批评了他，让他不要自作主张，部队不是自己家，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这天晚上，保尔来到布琼尼第一骑兵部队，他为战士们表演了手风琴，战士们都很喜欢他。出乎意料的是，在战士们的请求下，他被编入了这个部队。

    一九二○年六月五日，经过几次激战，布琼尼骑兵团突破了敌方的防线，朝着鲁任方向挺进，他们准备猛攻基辅。同时，各个骑兵师破坏了几处铁道线和铁路桥，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这时，他们得知波军的另一个司令部在日托米尔。因此，司令部决定拿下两个重要的枢纽中心——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六月七日一早，骑兵们向日托米尔进发了，战士们冲进了城区，保尔英勇地挥刀砍杀着敌人，波军在红军的攻势下节节败退。

    红军攻进了城里的监狱，保尔和战友打开了牢门。保尔说：“同志们，我们都是布琼尼的部队，我们已拿下这座城市，你们自由了。”一个妇女抱着保尔大哭起来。

    他们救出了被波兰军关押的几千名布尔什维克和红军政治工作人员，他们全部都是要枪毙或绞死的。所以，这些得救的同胞比任何战利品都宝贵。

    得救的人中有一个是保尔的老乡，叫萨木伊尔。他留着泪给保尔讲述起发生在家乡的惨剧。他讲到，当红军撤退后，波兰匪兵占领了舍佩托夫卡，由于叛徒的出卖，镇上的布尔什维克全被抓了起来。

    其中，谢廖沙的姐姐瓦莉娅，城里的小女孩罗莎，还有排版工人萨沙·杰沙夫特都是保尔熟悉的人。他们遭受了毒打，女同志都遭侮辱。瓦莉娅的罪名最重，她经常到县里做联络工作，抓她时还搜出两枚手榴弹和一支手枪，手榴弹就是叛徒给她的。

    他们判处瓦莉娅和另外两名同志绞刑，他们的罪名是企图炸毁波兰司令部罪，还有背叛祖国罪。波兰籍的同志们都不承认自己背叛祖国，他们说自己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后，他们还是被处以绞刑，其余的同志都被枪决。

    那些畜生不停得折磨着他们，罗莎被折磨地精神失常，瓦莉娅也被打的遍体鳞伤。最后，瓦莉娅是被另外两名同志搀扶着走向刑场的。他们一边唱着《华沙工人歌》、《国际歌》，一边走向刑场。

    绞刑当天来了很多人，其中就有瓦莉娅的母亲，她尖叫着冲过警戒线。后来，她被宪兵拖走了。三名同志被他们绞死了，几十名同志被枪杀。直到最后一刻，他们才宣布包括萨木伊尔的十个人由枪决改为二十年苦役。

    保尔听着他的讲述，心如刀割，他仿佛看见了绞架上无声地摆动着的尸体，两行热泪从脸上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