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冤枉，着实冤枉。俺要见大帅，大帅知道俺赤胆忠心，俺赤胆忠心啊。”安正芳挣扎着想要往大帐里闯。

    两个护军甲士将他锁住臂膀，加了力气，安正芳这才吃痛不敢再声张。冯松龄对他很是鄙薄，背身摆了摆手，便另有两个护军甲士前去协助，将安正芳下巴卸掉，人也捆了结实。

    冯松龄进帐后，便恭敬的向谢江泊说道：“禀大帅，安将军已经戴罪留勘。”

    “嗯。”谢江泊站起身来，走到炭盆附近，这才觉得脚底暖和了些，“冯督军还得去神锐军中安抚将士，朝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能因为一二鼠辈，便就坏了军心士气。”

    “卑职遵命。”冯松龄应声后，又坦率问道：“不知大帅将如何发落他。卑职也好与军中宣讲宽慰。”

    “某也不知。”谢江泊走向冯松龄道，“倒不是搪塞督军。骆参政已自关中来，安某人是生是死，只好看参政临机决断。”

    “卑职省得。”冯松龄闻言便知道安正芳多半不妙，立刻便就告辞去安抚神锐军第四军残部。与之相似的,还有贪功冒进的振武军第三军军都指挥使关朴，冯松岭知道谢江泊厌恶关朴还胜过安正芳。即便关朴后来随仁多明诚救了振武军第一军，但冯松岭相信，谢江泊绝不会说关朴半句好话。

    谢江泊用过午饭，才带了马晁去振武军第一军中安抚。与安正芳不同，振武军第一军军指挥使韩应甲，虽然陷入险境，但重伤不退。他的部伍死伤惨重也未发生溃退，这实属开战以来宋军所少见之坚韧。

    谢江泊是真心实意来安抚这支心目中的强军，虽然他不曾宣之于口，但马晁察言观色，竟是觉得谢江泊重视振武军第一军还胜过云翼军。

    两人看过伤兵后，正要回返行辕，却见暂代云翼军都指挥使的黄建功匆匆赶来。

    “禀大帅，鸣沙传来郭将军与李都校军情。”

    “好。走着说。”谢江泊说完，便与马晁匆匆上马，与黄建功并辔而行。

    “前后两封军情，自相矛盾。帅司不敢擅议。”黄建功说完，便将两份军情呈给了谢江泊。

    谢江泊虽非行伍出身，但行军中看文书也是率臣本分，并不为难。当下就在马背上，将军情先后展开。头一封便讲威远、云骑二军追逐五百里，邀击党项侍卫亲军，三日激战后，夺大旗一面，斩首四百六[1]，生俘二千余。更添列俘虏所言，党项七皇子被宋军击毙，只是尸体被侍卫亲军残部抢走。第二封便讲威远、云骑二军疾行五百里，欲拦截党项殿军，一日交战便即崩溃，逃亡数百里渡河而还，军情中还特意说明，因为威远、云骑二军战败，引得不少党项骑兵寻踪而来，肆虐地方，使士绅良善颇为惊扰，军中辎重已不敢轻出。特乞帅司拨下禁兵护卫道路，威吓党项兵锋。

    “哪封在前？”谢江泊败战见的多了，于此倒也没有动怒。

    “乞兵在前。”

    “唔。那倒不是坏事了。便行文给郭信之。让他写来详文。另外，让他安抚地方，无令不得轻出。”

    “是。”黄建功随即领命而去，并不以被谢江泊驱使而感到难堪，反倒觉得颇受信重。

    夺取鸣沙城，收复兰州之后不到十天。朝廷即明旨发来陕西，授谢江泊观文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加太子少傅衔。非但陕西无人可比，便是即将赶来的兵部尚书骆君安也得平等相待。

    “大帅可是担心郭将军讳败为胜？”马晁问向谢江泊。

    “郭信之亦读过圣贤书。”谢江泊摇头道，“不会这么蠢。”

    “人言利令智昏。那韩应甲也是三衙名将，带得一旅强军。今次无能身死，反累得谢帅画略成空。”

    “复旦慎言。韩儆我为国捐躯，此事不许反复。”谢江泊看着马晁说道，后者只得拱手称是。

    “这番冬日交兵，多赖你画略。你有心为国效力，某会写下荐书襄助。好做，好做。”谢江泊说的语重心长，马晁也只能感佩莫名，若不是冬日里哭起来面上不好看，只怕就要当场涕零难禁。

    马晁也知谢江泊不会在陕西待多久，这才有些急切。按照朝廷成例，断没有让连番“大胜”夏军的谢江泊再镇边陲的道理，正合调回京师荣遇——陕西诸将也多是这心思，因此近来对谢江泊颇多讨好。

    便连安正芳喊冤，也不去找卫尉寺监察虞侯或者本路监察衙门[2]，而是径直来帅司求饶。马晁比那些武将更有信心，相比于河北高第出身的韩延守，马晁深信有军功傍身的谢江泊升任枢密副使指日可待。那韩延守不谙兵事，便是到了西府，也只好沦为“称印枢密”[3]。

    马晁除了为谢江泊画略，并无其他功劳，因此对郭永瑞的胜败便看得极重，颇想以此为立身之阶，免得谢江泊高升后，让骆君安轻视。参议官并非朝廷经制官吏，而是安抚使或者宣抚使聘任的临时僚员，其对参议官的信任程度，决定了参议官的前途。一旦谢江泊高升回京，马晁便就失了靠山，骆君安那里却需要一份投名状才好讲话。否则，他便只能回灵州做回通判的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