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正东六千六百里，康饶府。

    夏国皇帝李卓比往年更早的来到了西京，随行的并非两府重臣，而是一班党项才俊。其中既有诸家宗亲，也有不少寒士，反倒是两个年长的皇子，二皇子李定业与三皇子李定利留在中京，学习处置庶务，前者在中书省，后者在枢密院，据闻相敬如宾，勤勉恭谨，没有闹出什么不堪。

    中书相李克栌也留在中京辅弼全局，每日差人驰往西京，将京师之事向李卓一一禀明，无有缺漏。李卓回信勉励一番，李克栌反倒更加恭谨，由每日差一人改为早晚各差一人，倒教李卓放心不少，亲征之事这才算得无可改易。

    党项皇帝亲征早有成例，不似汉人官家那般繁复。通常以一二重臣监国，再委以皇子相助，便就可以兴兵于外。集结军队也比汉人方便，亲征大军很少征调南京道与东京道部伍，惯由京畿侍卫亲军与诸总管司精兵组成，后者通常会临时抽调，有时三抽一，有时五抽一，组成选锋军与骁果军，前者多是步军，后者多是骑军，各分左右。

    并不是所有夏国重臣都赞成李卓亲征。

    伐宋大元帅赵维、伐宋左先锋李克桢以及从岐国回返的枢密院都判官[1]石镇恶都极力反对，但枢密相马吉德与中书相李克栌皆赞成亲征。石镇恶因此成为两府异类，却不肯改弦更张，反而再三上书陈明利害，认为亲征是肇祸之端：“廓尔蛮秣兵厉马，岐国人心怀叵测……恐南京不复有，而西京亦饱尝兵祸。”

    马吉德本就南京道人，自然极不喜欢石镇恶的论调，而李克栌虽然久居京畿，但对古尔人与岐国人的威胁也并不以为然。李卓私下问策时，李克栌直言道：“臣以为那廓尔蛮色厉胆薄，兵雄将懦。若周人有攻伐事，必陈兵自保，而南京可以无忧。岐国人颇多诈巧，多趁不备。今官家以顺伐逆，国中皆得有备。且岐人兵少路远，可谓得不偿失，智者不为。”

    李卓颇以为然，随即便召见枢密院四方查访司知事，洮乡侯王济礼，问起周国情势，得知周国公将伐后注辇[2]，颇为欣喜，和颜悦色的交待道：“天竺鄙夫，恐不当柴氏一击，且行间其国，言说北伐廓尔蛮之事。”

    赵维与李克桢则不同，他们更多从政治上考虑，认为李卓亲征，会让邻国误解党项兵挫，原本臣服的西辽、罗玛及突厥与天方，乃至东虏都会蠢蠢欲动，反而不利于伐宋大业。在赵维看来，今岁东征虽然没能夺取安西府，但已经将汉人兵力耗尽，无论如何，汉人不可能再派更多兵马进入陕西。

    陕西汉人兵马足够多，在赵维看来并不是坏事。相反，在最近的一封奏疏中，这位出掌大军的前中书相劝谏道：“……贼兵大集陕西，实利于我。国朝本利速战，不合持久相杀。以路远力竭之故。今贼军大集，路虽近然力亦尽，必一改持重用兵而图速战。陇右极边，道路寡少，大军决战之地，吾等已知之。将作瓮请之，为官家去心头患。

    ……官家天纵之才，文武兼资，声名播于万里，虽乡野之人，化外之地亦得宾服，此世人所确知。今御驾若来，则贼人必惶恐畏缩，不肯轻出决战，一力持久。将兵百万，虚耗于陕西，内忧外患亦将并起，此非官家之过，实臣等无能故也。

    臣乞三万亲军来助，一举荡平贼旅，于关中设座恭迎官家。如此陕西既平，而社稷无忧，诚两全其美之策。”

    李卓没有告诉马吉德这封奏疏的内容，反而给李克栌看过，后者看过后一言不发。李卓再三催问，李克栌才说道：“臣闻‘上下同欲者胜’，又言‘庙算多者胜’[3]。此所谓胜败有常。传曰：‘君命无贰，古之制也’[4]，语曰：‘吾闻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5]。此所谓君命无违。胜败有常而君命无违，臣乞随军东征。”

    听到李克栌委婉而坚定的支持亲征，李卓自然很满意，但并没有露出笑容，而是转了转眼珠说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太尉所言亦是道理。若是内忧外患并起，这康饶府却不知何时能再见到。”

    “臣不敢苟同。”李克栌说道，“如今伐宋之战，关乎皇朝福祉，岂能以将在外相抗诘？臣附议官家亲征，非臣不知亲征之弊，实乃利弊相衡可知取舍……”

    李卓此时回想起李克栌当时侃侃而谈，仍旧觉得满意。这个隐忍多年的儿时伙伴，并非没有见识的软弱之人。所有说辞中，最打动李卓的便只一句：“祖宗创业以来，未有远军旅之官家。”

    不过李克栌的随军请求并没有被接受，特受命与马吉德一同监国。李卓并不放心两个儿子，特意在来西京之前，加封李克栌为乾王，使其在京师辅弼时，能与儿子们平等相待，不至于受到刁难。

    李卓此来西京，正是为简拔选锋军与骁果军，除了常驻康饶府西面六州的一万亲军外，尚需在诸总管司中选拔一万五千人，其中选锋军一万二千人，骁果军三千人。随行的青年才俊便是将来选锋与骁果二军的将校——多数是副职，让他们有机会在战争中脱颖而出。

    枢密相马吉德则在中京道选拔，亦是一万五千人，不过其中骁果军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