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西府，东城外。寿阳侯、参知政事兼兵部尚书、陕西、益州路宣抚使行辕。

    相比于谢江泊将帅司设在安西府城内，骆君安则选择了城外。安西府在此前的攻防战中受损颇为严重，关防难免有疏漏，一城官吏百姓都吃了不少苦头。

    骆君安驾临后，头一件便是整肃军纪，自神锐四军都指挥使、长垣侯安正芳以下，将校一十二，军兵九十六，各以军法问斩，首级于城门外示众三天，然后传首陕西诸军。虽有天子和都省授予“临机处断之权”，骆君安还是由此落下“苛虐”的名声。好在有献俘、夺旗的功劳，骆君安已去掉“权”字，实任兵部尚书。朝廷又使其宣抚陕、川，主持西事。京中已有传言，说官家有意拜骆君安作右丞相。

    这般威势，什么军兵将校的埋怨，便也销声匿迹了。

    整肃军纪后，便是清查细作。骆君安先是保举郑祖兴转为文资，欲使其入兵部职方司用事。郑祖兴转文资后的品轶倒是刚好，但因他少一副进士出身，都省那里便以条例推拒。官家赵?倒信任骆君安，召见郑祖兴后，将其调任枢密院副都承旨。

    虽有京师这番波折，但在陕西的骆君安，却毫不犹豫的将趁战乱取利的泼皮无赖，乃至蟊贼俱都打作“敌谍”，纷纷适用重罪法，充军改绞，绞改斩亦是寻常。安西府、灵州、兰州、陇州、会州、熙州这些地方杀得人头滚滚，一时之间路不拾遗，日夜闭户。

    不惟这些人，便是为他们销赃的各路好汉，乃至过路义士也一并以“附敌”嫌疑收押，三堂五审，任你泼天艺业也只能求告无门，九死一生。士绅子弟亦不能免，正月里还有两家兰州士绅以“通敌”被收押下狱，据说报得是抄斩——抄没家产，男丁斩立决。

    陕西一路骚动，台谏官与卫尉寺上下纷纷上疏朝廷，言边事犹烈，不合严苛百姓、兵士。还有陕西籍的言官，直言骆君安罗织大狱，草菅人命，且酷掠民财，中饱私囊。王世容随即与御史中丞姚季麟入禁中面圣，奏对内容旁人无从知晓，但御史台随后便偃旗息鼓，一改先前对骆君安的猛攻。

    几个陕西籍的言官，也纷纷调往外任，或者做了县学教谕，或者去州学作教授。后者还要惨一些，有个州学偏偏在黔州路，原是西南夷故地，宋宪宗元熙年间才设立州县，城墙听说还是原木垒成，并不曾夯土。

    朝廷的坚定支持，让陕西路的骚动被压制下去，也使得骆君安更加得心应手。他将行辕从灵州迁到了如今所在的安西府城外，正是因为将要推行的乡兵遣返。

    陕西乡兵于谢江泊而言极为有用，且对第一次击退夏军很有功劳。如今却形势逆转，骆君安手里禁军二十万，厢军五万，还有河东、京畿组建的新军八万，粮秣军械开销起来，直如银河落九天。

    本地乡兵虽然饷械皆不如禁军、厢军，但数量却多。安西府、灵州、兰州、河州、会州五地，他检阅过的乡兵就有二十三万余，没检阅过却从帅司领取粮秣的乡兵还有七八万。这还不算已经召集，但留在京兆府和河中府的两万乡兵——这两万人只管输送饷械，与民夫差不多，但也是从陕西帅司领粮饷的在册乡兵。

    而之前谢江泊用重赏激励三军，固是赢了一场，保住了安西府，却也抬高了三军的胃口。第二次与党项人大战时，陕西禁军出现了违令不遵，趋利贪功的恶果，不惟让党项人逃出生天，还累得京畿禁军吃了大亏，断送大好局面。

    韩应甲与朱绘战死，而安正芳、关朴却逃得性命。骆君安自然不会饶他们，与谢江泊达成默契后，安正芳便被他拿来祭刀，关朴虽留得性命，却褫夺一应官职、出身。因听说宫中恼他，不说汴京，关朴连洛阳也不敢回。

    韩应甲与朱绘的冒进，自然算作安正芳这狗官的怂恿与误导。韩家与朱家是累世将门，宋宪宗北击胡虏时，也各有人封侯拜将，这也是骆君安敢大力整肃军纪的底气之一，军中有怨言，却不会有反抗。

    一面是数量庞大，胃口也变大的三十万乡兵，一面是军纪严明，训练有素的禁军，骆君安的选择并不困难。他来陕西未久，就知道不遣返或者裁撤乡兵，这仗便难以相持。不只是钱粮消耗，还有陕西本地生产也须得恢复。几十万乡兵对敌不如禁军，还脱离生产劳作，地方上若要支应粮秣便就更加困难，而且青壮都在军中，乡里之间关防便成虚设，家中妇孺老弱若有闪失，也容易动摇军心。

    行辕中，骆君安的书吏来回走动着，汇记着各支乡兵的人数、饷械，驻地和遣返的先后顺序。骆君安并没有待在大帐中，反倒是趁着朝阳，在行辕中闲逛。这是他难得的闲暇。

    “参政。”

    骆君安闻言回身，正瞧见侄子骆文盛领了参议官马晁同来，随即吩咐道：“回去说。”

    “是。”

    一行人回到军帐，各自落座。

    骆君安先问马晁：“复旦有何要事？”

    “禀参政，各军袭扰得来文书已经梳理明白。”马晁回道，“党项人确实增兵了。除了正月里发现的西京道兵马，本月里还有中京道和北地节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