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虎难下的非止马十斗和那个刑部吏，还包括刑部尚书孙振。

    马十斗所带来的物事，本是要交给延庆观道士马昆，这点马十斗也不敢隐瞒。而其余事情马十斗便一问三不知，因为他谨记马夫子嘱咐，包袱、竹簏里的物事他并不曾看过。只想着早日交给马道士，好回县里快活。

    那包袱中是若干文书，事涉田宗儒、田本义以及贾克朝、胡维宪；那竹簏中则是若干实物，包括各类烟草，及点化膏等烟草灵物。分量不多，但种类齐全。

    若依照那包袱中的文书细查，便能和田宗儒、贾克朝等人贩卖烟草禁物的事迹对的上。何种品类，交易多少，在哪里交易，皆有提及。

    而文书中最重要的一份，便是《类产总目》。其中不光写有烟草、禁物的种类和特征，还写明主要产地，尤其是田宗儒、田本义的烟草来援：中原烟草。

    这比贾克朝走私雍曹烟草，卖给北虏更加严重。

    但谁提供了这些“中原烟草”，孙振却一时搞不清。

    河北烟案原本已经准备告结。如今却突然出现这许多“实据”，不但牵涉到主张禁烟的贾道之族人，还包括原本举发田本义的田宗儒。这无疑让孙振陷入一种尴尬境地。

    此前刑部并非没有怀疑过田宗儒，但田本义已经足够难缠，刑部的打算便是先清田本义，再查田宗儒。而田宗儒也非常识趣，在刑部进驻河北博州后，不但河北市井间烟草减少，而且他还数次举发田本义的秘密烟庄，对于刑部后来的顺利办案，的确有所贡献。

    事到如今，如果还放过田宗儒，那无异于掩耳盗铃。在那些文书中，河北、京东的烟草禁物，主要来自田宗儒。而从结果来看，田宗儒和田本义双方应该留有默契，即田本义负责在河北贩烟，而田宗儒负责在京东贩烟。

    如果这些文书是真的，那么就算了结田本义，整个河北、京东的私贩烟仍不会消除。甚至此前那般市井间烟草减少，也不过是一叶障目的假象——田宗儒既然敢于贩售禁物，自然不会怯于欺隐大臣。

    如果这些文书是假的，那么孙振、刑部都可少却一大桩心事。刑部可以爽快的了结河北烟案，孙振可以心安理得的执掌天下刑狱。

    钱绪也说过，这些文书看着条理分明，必是蓄意为之。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孙振这些文书可能来自别有用心者的编造。

    孙振半信半疑。他亲自看过所有文书和实据后，便即差人去河北请马夫子入京。的确是“请”，马十斗或者不知道，可孙振知道这位马夫子是故兰州知州马晁之父。马晁在兰州殉国刚刚半年，即便马夫子真得别有用心，孙振也不能不给其留体面。

    甚至为免部吏莽撞，把差事办砸，他还亲自修书一封，以表诚意。在孙振看来，能将马夫子请来汴京，此事真假便可判断。

    与此同时，他也选精干部吏去延庆观，专等道士马昆。这处钱绪的庄院，也被他临时借来看管马十斗和那位涉事的刑部吏。

    原本他还想将那名王姓举子一并收押，但其已是白水潭院贡生，终究只是让开封府去处置那桩欺诈案。结局当然也是不了了之，所谓投鼠忌器、高人一等便是如此。

    相比于受害者被骗钱财，让一名院贡生失去省试资格，显然是更难以让士林忍受的事——这岂非坏人一生前程？况且此事罪责，至少有一半可推到那刑部吏身上。所谓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不免有人觉得王姓举子只是受人蒙骗，其初衷总是一片好意。

    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种后世耳熟能详的“道理”，此时还未公然提出，但在士林和民间，总有一些类似的共识已经存在。

    孙振这日来看望马十斗，却不是要管他是有心为恶，还是无心为恶。

    而是要带他去见马夫子。

    在外城刑部官舍，马十斗还见到另两名衣着体面的道士，面露不满的那个是马昆，从容镇定的则是李灵济。

    两日前，道士马昆匆匆赶回汴京，被守株待兔的刑部吏们候个正着。相比于开封府公人们的油滑世故，孙振选中的刑部吏则显得端肃刚正。

    尽管马昆几次尝试辩解，但还是被刑部吏们擒住带走。延庆观的李灵济，也受牵连被捉进刑部狱。马昆恼他不肯搭救，临上车时便喊一句：“师弟，快去报信。”

    刑部吏们因此注意到一位小步快跑，正要离开延庆观的道士。

    孙振看过马昆的供词，以及从其道府中搜出的一些证物。其与河北的唯一联系，便是棣州马夫子。最近的书信还是去年冬至的例行问候，再早一些便是讨论如何卖酒等生计事宜，并无一语涉烟草。

    可刑部吏还是很有警觉，不少人觉得“卖酒”就是“卖烟”的隐语。那封书信若以此替换来读，虽有些僵硬，但也可以读的通——可能还有马昆未交待的隐语。

    马昆无论如何也不承认。

    他便是再心宽体胖，也晓得刑部狱的厉害。若说开封府他还有胆量坐一坐，刑部他是万万不敢，全真教里也没几个人敢。当年全真教衰落，也有刑部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