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华知道这个钱江，此人跟焦亮简直惊人的相似，一样的性格，一样的才华才干，并且，两人都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跟太平天国发生过一定交集，属于那种“不是主角的重要配角”。后世有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演义小说有鼻子有眼地说钱江是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的洪秀全的军师，这种说法完全就是张冠李戴，如果说焦亮当初是一只脚踩两条船，钱江则是从头到尾都是为清zhèng fǔ效力的。钱江是浙江省长兴县人氏，自幼聪慧超群，因为有才，所以就跟所有自命清高的文人一样有着恃才傲物的通病，经常口出大言，偏偏屡试不第，一直郁郁不得志，于是四处周游，起初，他想去广州投效林则徐，但林则徐因为虎门销烟闹大了而被贬官去了新疆，当时，英国zhèng fǔ在广州咄咄进逼，他在义愤填膺之下起草讨伐檄文，呼吁广州的士绅、商人、百姓联合起来，组建义兵队攻打英国人的商馆。清zhèng fǔ得知此事后，生怕钱江破坏了清英和谈，将其抓起来充军去了新疆——通过这种阴差阳错的方式，他如愿以偿地跟林则徐在新疆见面了。在新疆，钱江辅佐林则徐治理水利、开屯荒田，立下了功劳，被清zhèng fǔ特赦，从此一直担任林则徐的幕僚。林则徐病逝后，钱江继续四处周游，到了扬州府，投效了清军江北大营统帅、钦差大臣琦善，最终成了苏三娘的俘虏，又被苏三娘特地押送到了夏华手里。

    钱江以上的经历和事迹虽然不算平凡，但还不至于让他声名大噪，直到任职于江北大营，他真正地干出了一件足以让他青史留名的大事。

    打仗，是最烧钱的行为。历史上，太平天国运动十四年，清zhèng fǔ为平定太平天国，足足耗费了约1.7亿两白银，作为参照，清zhèng fǔ一年的财政收入只不过是五六千万两白银，为此，清zhèng fǔ国库严重亏损，加上“交税大户”江南地区的沦陷和京杭大运河的停顿，清zhèng fǔ财政完全到了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枯竭地步，继续这样下去，清zhèng fǔ就算不在战场上输掉战争，也会耗尽国库而崩溃。为了筹集银子，咸丰皇帝绞尽脑汁、焦头烂额，如果加大税收，必然导致民怨沸腾，继而激起更多民变，形成一个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最终，正是钱江解决了这个几乎要了清zhèng fǔ性命的大难题。钱江是怎么做的呢？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他开创了中国的“商业税”。

    中国自古以来的税收主要是农业税、盐铁税、酒税、关税、市税等，没有真正的商业税，因为几千年来，中国的商业虽然一直在发展，但一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产业体系，朝廷自然没有产生征收商业税的意识，直到明朝中后期时，中国的商业正式地发展到一个非常繁荣的新高度，具有了收税的价值，但同时又形成了庞大的官商势力，长期阻扰明zhèng fǔ征收商业税，使得明zhèng fǔ不得不继续征收农业税。明朝末年时，农民穷困潦倒，商人富可敌国，但明zhèng fǔ却无法跟商人收税，财政吃紧的明zhèng fǔ只得一次次加大跟农民收的农业税，最终导致李自成、张献忠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明朝灭亡后，清zhèng fǔ继承了明zhèng fǔ各方面的体系，明朝的商业在进入清朝后发展得更加繁荣发达，但清zhèng fǔ因为明zhèng fǔ没有征收商业税，所以也没有征收商业税，使得清朝的商人们因为拥有“免税”这个巨大的优势而得天独厚、富得流油，所以，太平军打下一个城市后在当地商人们身上能搜刮到极其丰厚的油水。钱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不只是农民可以向朝廷提供税收，商人也可以，并且商人能提供更多。钱江于是向琦善献策：创立“厘金制度”{厘金制、厘金税、厘捐}，在水陆交通要道处设下收税关卡，按照货物市场价值的百分之一向过往商人征收商业税{一厘即一钱的百分之一}。此法操作简单，收效很快。琦善因此而在短期内征收到了上万两银子，随即，琦善把该办法上奏给咸丰皇帝，正苦苦发愁着缺银子的咸丰皇帝大喜，命令在全国进行推广。从此，中国有了真正的商业税。商业税与农业税、盐税、海关税成为清zhèng fǔ的四大税收，一直收到清朝灭亡，该税让清zhèng fǔ每年增加了上千万两白银的财政收入，并且每年不断递增，清朝灭亡前，该税已经达到每年四五千万两。本来财力濒临油尽灯枯的清zhèng fǔ有财力剿灭太平天国和对外赔款，都是离不开钱江创立的商业税的。客观上讲，钱江创立的“商业税”有利有弊，按照常理，一个国家的zhèng fǔ向本国商人合理收税是天经地义的，但由于清zhèng fǔ法规不详细、法度不健全，再加上贪官污吏横行，进行层层的克扣盘剥，规定是1%，结果在真正征收起来时却达到了10%以上甚至高达20%，使得这项本是合情合理的商业税最终变质成了无数权贵和贪官污吏大肆鱼肉广大民众的工具，与盐税、资本税并称为“三大恶税”。至于钱江的最终结果，跟焦亮再次惊人的相似：因为太过于嚣张跋扈，所以祸从口出，惹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