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不优越、经济不发达造就了这里分化不明显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权的分散、公田的发达、工商业的落后及相对闭塞的环境，都显示边界与外部社会的距离。然而，不应忽视的是，这种可以被视作贫穷的生活在当地人眼里，其实很可能会别有一番景象。”

    这是程刚在结合后世的资料和前段时间的调查，给学员们讲解农民问题。按照后世普遍的理解，农民沉重的负担一直被认为是导致农民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因，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比我们所了解的大概脉络要复杂得多。

    首先必须得清楚，因为内外环境恶化导致的财政经济压力，以及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国家及各级政权对农村的财政索取明显加大，金陵政府成立之后，在正税基本保持稳定同时，各种附加税和摊派又有增加。在考虑到中央权威软弱，军阀横行的时代，地方军阀、贪官的勒索远远超过捐税负担，所以，边界的农民与其他地区一样，都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压力。

    “每田一亩，收谷一担半至两担之谱，以刻下谷价计，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价。耕种工价约一元二三角，收获工价为七角至一元，种子约二三角，肥料约五角上下，田赋及捐税约三角至五角，耕牛工资约二角至三角。除去上项开支外，所得无几”——这份记载就是当时农民的普遍写照，由此可见，应对基本的生活需求仍然是农民需要付出重大努力的难题。

    但是，在了解这点的同时，又需要认识到，部分边远地区的农民（比如边界地区，凝岗、遂川等周边六县），其具体生活状况还有另一种呈现的可能。山高谷深使这里的宗族制度得到充分的发育，同时也形成相对闭塞的环境，也就是一些方志史料中记载的“力耕务本”、“民风淳朴”之类的描述。

    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就能发现，愈是靠近城市相对发达的地区，农民的生活愈加窘迫，匪患及谷贱伤农固为原因之一，而负担过重亦为最大原因。相反，那些地势偏僻的山区，因为大地主和赤贫佃农的比例较低，大半农民都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也没有高利贷、税收摊派等的过度盘剥，反倒是家给人足，衣食无忧。

    这轮调查总结出的内容也印证了这个结论——“凝岗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水、林、闸、联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

    而在宗族方面，以宗族为核心的乡绅运转的社会体系在这里表现得相当稳固。处在这种贫瘠的封闭社会，在地主和普通农民的博弈中，地主作为豪强的一方固有其恃强凌弱的资本，但普通农民人多势众，地主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更多的时候是双方在宗族的旗帜下，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温情脉脉的宗族关系调和利益维持秩序。同时又因为乡绅的权力没有直接的制约因素，其良善与否相当程度上依靠其本身的道德精神力量，常常表现出两极化的情形。

    所以这是在一种低水平的生存状态下的相对稳定，作为南方地区，水热不缺，当未遭遇大的自然或人为灾害时，只要粮食生产不受影响，这些地区的农民维持基本生存并不困难。如此自给自足的经济、发育较好的宗族、不甚剧烈的阶级分化，使得边界的社会环境相比于后世已经形成的习有认识，似乎具有相当的特殊性。

    “同时我们又要意识到，在这种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所隐藏的残酷的现实，那么在边界这种小国寡民的格局之下，又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最大的就是土客籍矛盾。”

    当程刚说到这里时，原本还在聚精会神地听讲的学员们突然地骚动起来，整个教室里六十来人，很明显地划分出了派别，讲台右边的土籍，主要以地方干部为主，左边是客籍，大多来自部队，中间则是外地上山的同志。

    “我知道你们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客籍的枪，土籍的党’，我们先不谈这个说法有没有问题，但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在根据地的内部存在极其严重的分裂现象，这种现象很可能会严重影响我们后续的工作。

    去年底我们在凝岗打土豪，打了土籍土豪6人，客籍2人，结果土籍群众认为土籍人吃了亏，很是不满。年初我们成立凝岗的工农兵政府，推选了在新城战斗中抓住敌反动县长的文同志当政府主席，结果呢，这个月就有人提出主席位置要“轮流做庄”，要求每三个月在土、客之间轮转一次。哪怕是在高层干部里，这种一争高下互相看不过眼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甚至还发生过当众拔枪拍桌子的情况。

    我在这里不是想跟大家发牢骚，我是告诉大家这种土客矛盾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是需要我们解决的。如果我们没有认识清楚这一点，没有努力解决这个矛盾，那么必然会导致更大的问题，甚至会引发我们革命工作的分崩离析。”

    考虑到大家的语言和文化水平，程刚的语速放得很慢，时不时还会在后面的黑板上写下几个字或者一两句话帮助大家理解。没办法，本来南方地区口音分布就极其复杂，不止外地来的学员里有着各色的腔调，就连本地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