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叫院长叫山长，自在中透着幽默，洒脱中又显高雅。山长这个称呼听起来野趣十足，似乎离文明很远很远。山长管住的是那满山的春花秋叶、夏风冬月，那另一个独立的世界。山长，正恰与天门书院所在的环境相对应，朱中安很喜欢这个称呼。它包含着对礼仪世界等级差别的不在意，显现着脱俗和悠闲。尽管多数山长是要官府中意，身望卓着，学问等身，道德楷模诸方面都应该是非常有头有脸的高尚人物，朱中安这个山长却是用钱买来的。

    听说“那个小子”在天门山寺的演讲很是激昂，高高在上，颇有俯瞰人间，悲天悯人，与俗难谐的味道。连无净大师也被打动，开始劝说我了。宝贝女儿更是对他赞不绝口，爱慕之情溢于言表。不过，他的一切动向，都在朱中安的掌握之中。朱中安只是希望他能知难而退，不必大动干戈。我宁可被人指责过于仁慈，也不愿被世人颂扬，而其实是个恶徒。对于财富朱中安其实看得很淡，巨大的财富集中起来就象蛇一样卷绕成堆的粪便，发出的是令人作呕的臭气；只有铺撒开后，遍及四野才会成为肥料，造福民间。那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财富，是冥冥之中的上天托付给朱中安，还有朱中安的弟兄们的。朱中安相信这种机缘，它是一种补偿，也是一种平衡。同样，这个天门书院到朱中安手里，也是一种机缘。天门书院可是大庸的瑰宝啊。元朝以前，大庸属慈利县管辖，大庸境内尚没有书院。凡学童读书，士子入学，都要去百里之外的慈利，甚至到更远的澧州。

    莫说一般人家送不起学，即是读得起书的，也因路途遥远，来去不便，而了却此番念头。宋末元初，天下战乱纷起。地处偏远的湘西一带还算安宁，这时，从四川迁来一个姓王的老先生。王老先生来后，一则因生活所迫，二则见大庸境内尚无馆学，便在天门山下的一座破庙里，办起了大庸第一所学堂。消息传开，远远近近不少学童都赶去听课。这王老先生博学多才，讲起课来引经据典，娓娓动听，而且人也很正直。其中有个学生叫田希吕，为人正直，聪慧好学且志向不凡。听了几堂课，便有心留住这王先生。他的父亲田员外非常疼爱儿子，而且家资殷富，乐善好施，因此为了儿子的前途，他主动捐资，为王先生修建了一所颇具规模的学馆。田希吕一直在学馆里读书，由于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加之天资聪颖，不几年，便很有成就，文章诗词都达到很高的境界。

    这在当时文化教育十分落后，人才十分缺乏的大庸，已是十分了不得的事了，于是田希吕的名字便遐迩传扬。田希吕学有所成，元朝官府认为田希吕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几次招他做官。田希吕执意不肯，却乐意留在学馆里，继承王老先生的事业。不久王老先生年老辞世，田希吕当了学馆的主人。田希吕热心办学的事迹，传到湖广提学官的耳里，湖广提学官很受感动，亲自到大庸实地察看，而后将情况上奏朝廷。元朝皇帝元成宗虽然是蒙古人，可接到湖广提学官的奏折，颇为欣喜，在边远荒芜的湘西大庸，居然有人自费办起一座学堂，实在是难得。

    一时兴起，元成宗便亲自为田希吕的学堂提写了校名，叫“天门书院”。就这样，“天门书院”正式挂牌招生。田希吕是第一任书院山长。之后，天门书院越办越兴旺，历元、明、清三朝共六百四十余年。大庸的进士、举人、秀才、贡生、禀生多是天门书院的学子。乾隆时，天门书院改为崇粱书院，民国了又变为县中。朱中安现在把天门书院重新办起来，给它新生，也给他们弟兄一个新的世界。创建书院的建议，主要来自邓兆麟。

    他提出避开闹市，在名山之上创办一座自己的书院。书院办在山上，包含着对现今社会的独立精神和超逸情怀；但最好是名山，使书院与风水相接，与历史相承，在安逸之中追求着对各民族文化的揉合，在高不胜寒处保持着对社会冷静的观察。邓兆麟研究过明清的教育制度，特别是两湖的教育。地方教育主要是府州县学，重点习礼、射、书、数四门兼读“御制大诰”。政府控制严又缺少经费，私塾就发展了。但私塾毕竟太琐小、太分散，汇聚不了多少海内名师，招集不了多少天下英材，而离开教学的高质量和学教的足够人数，教育就会大大缩水，就像宗教失去了膜拜，比赛失去了气氛，制造不出大批高级的人材。书院就是“民办官助”下更大规模经营的私塾的扩张，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唐代。千年来，两湖的文化时盛时衰，得以维系的和发扬光大的就是书院。特别是四百多年前，在岳麓书院进行的一次极为着名的“朱、张会讲”，大大提升了两湖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的同时，也使书院得以发扬光大。同为“东南三贤”的朱熹和张栻的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一个是理学大师，一个是性学大家，都已代表那时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最高成就，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这就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的典范，激起了两湖讲学和教育的**，以岳麓书院为首，两湖书院进入了繁荣时期。这些书院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思想家、教育家，学术思想活跃，致使两湖地区风气大变，人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