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初，长江，洞庭湖，乍暖还寒时。朱芙蓉随着黎慕军的船队，一起赶到武汉去。自从船队有了无线电台后，黎慕军和武汉一直有着紧密联系。春节前几天，武汉来电说是孙武急着要钱，这些天一直催着，大股东发话了，于是，黎慕军带上了巨款赶回武汉提前分红。路上有朱芙蓉陪着他，黎慕军的心情显得很愉快，为什么船队非得让孙武参股，又为什么孙武一开口马上就给他送钱，其中的原委，黎慕军向朱芙蓉一一道来。

    有一样东西，几乎和粮食一样重要，那就是——盐。白花花的盐又分为池盐、井盐和海盐。其中产量最多的还是海盐。清朝，朝廷将全国划分为11个产盐区，芦、东三省、山东、两淮、两浙、福建、两广，和生产池盐、井盐的河东、四川、云南、花定(甘肃、宁夏等地)。湖北、湖南正好是缺盐区，素食川淮客盐。汉口又为湖广销盐总岸，共有精盐商社十八家。清朝因袭明末的引盐制（又名引岸制），把食盐的运销特权转让给大盐商，从而索取稳定的盐税和其它盐金。盐商和其它商人不同之处就在与他们实际上垄断了整个国家的盐业市场。通过包产包运包销，控制了整个盐业。

    换句话说，大盐商们的特权是朝廷赐给的，只有他们才持有朝廷发给的“引票”，即经营盐业的特许证。盐商们和地方官员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在汉口淮盐销鄂、湘中，盐商向有五成“公费”，作为各衙门“津贴”，尽管后来张之洞降低了这个比率，盐商还是要拿出不少钱来。羊毛出在羊身上，尽管盐商有额外负担，但是这里的利润还是十分可观，所以许多盐商为地方上首富，也是自然的。而且，盐商的“引票”是可以世袭的，老盐商死了，他们的子孙可以继承“引票”，这张“引票”可是张“王牌”，它决定了这个盐商在指定的地盘内握有专卖权，别人插手不得，否则就叫“越地为私”，“以私盐论处”。为了维护自己的地盘，盐商有自己的武装，也有自己的帮会，也叫盐帮。到了满清后期，盐帮也开始分化。孙武是湖北的共进会首领，而共进会又带有帮会的色彩，为了共同推翻满清，汉口的盐帮在孙武的劝说下加入了“中华山”，其实就是共进会。这样一来，汉口十八家精盐商人中不少人明里暗里都是共进会的，对孙武当然买账。

    汉口的盐帮在经济上支持了共进会，间接支持了起义。不过，他们的目的主要还是维护他们在盐业生产、运输和销售上的稳定。这一着棋，他们下对了，因此，武昌起义胜利后，汉口的盐商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北京的袁世凯，此时也继续维持着引岸制，因为盐税是最大的税种，他不想轻易变动。以农商部长张謇为首的改革派提出要废除盐业的引岸制，但只限于言论，并无得到政府实际的支持。武昌起义后，孙武在湖北军政府中一度掌握了军务大权，然而在随后的风风雨雨中，他被上海的陈其美等为首的同盟会定义为“叛徒”，在其它各种政治势力的打压下，孙武被逐出政局。拥有共进会的孙武，如果还想东山再起的话，他还有得一博。然而此时此刻的他，已经对中国的政坛心灰意冷，对同盟会中的那些“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昔日党人弟兄失去了信心。他信佛念经的同时开始经商。他的这种变化其实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黎元洪，因为互相间没了以往政治上的冲突，为此他们俩的关系反而更好了。孙武在经商中得到黎元洪明里暗里的支持，当然，他的最大长处还是能拿到廉价的盐，因为，进盐的“引票”仍然掌握在盐帮手里。

    作为帮会中的“龙头老大”，他还有这个特权。黎元洪夫人的加入，也为贩运实际上的“私盐”在湖北地界提供了实际的保障。因为孙武提供给的只是最基本价钱的盐，数量上也有限制。汉口的十八家精盐行为湖广销盐总岸的总代理，按照惯例，湘鄂两省各地的盐还须从它们那儿开出新的“引票”。新的“引票”起点都是从汉口发出的，根据盐到达终点离汉口距离的远近和地理环境的不同，还得分别计价。从汉口起，每过一县，盐价每斤加二厘；而过了湖南，每过一县，盐价每斤加四厘。山区还得另外加价。这种计价方式，对于老百姓确实增加了负担，但是让盐商却大发其财了。除此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盐税，所以自明、清起，把这么多盐税统称为“盐课”。有人统计过，“盐课”还分“正盐课”和“杂盐课”，无论“正”还是“杂”都要细列出若干款项，目的无非是要钱要出个名堂罢了。到了眼下民国初期，各地大小势力烽起，还要有各地自订的什么“费”，因此，盐到山区老百姓手里，真的比金子还贵！

    “那么，你们的盐被人家查到也是要罚的啰！”朱芙蓉担心了。“是的。按理说我们也应该从汉口十八行处开张湖南大庸的引票，那得加很多钱。就是这样，我们还要各道关卡加盐税。但孙武说没有必要再花引票钱，现在各地都不太平，这个钱花了也白花。所以汉口的盐商也着急，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到时候，两淮的盐也不愿进湘、鄂的。至于湖南吗，我们这条路现在只有岳州、慈利有关卡，可我们有关系，所以也没上什么税。贩盐是暴利行当。短短半年时间，我们获利极其可观。但话又说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