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邓兆麟这么肯定的结论，黎慕军只能叹口气，他对朱芙蓉看了看，从他的眼神里，朱芙蓉知道，从今往后，他再也不会去做劝解游说之类的傻事了。又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宋教仁也反对袁世凯，但他采取的是在宪法规定内的合法措施，他并不是对袁世凯还抱有希望，他认为百孔千疮的中国已经经不起折腾，而国会就像一个高级的政治试验室，只有那些在试验室里通过的东西，再向整个社会推而广之，才不会损伤国家的元气。他那种稳中求变和强调依法行事的作风，为那些在政治改革上激进、在社会改革上保守的革命人物所拥戴，同时也迎合了那些地方政治和自治方面很有资本的众多的士绅人士和人员。其实，也代表了多数国人希望稳妥变革的美好希望。

    宋教仁的调整已经在首期国会大选中大获全胜。宋教仁并非没有考虑过他自己和孙的关系，他以为既然孙先生选择了远离政坛，他应当尊重孙先生的决定。而且，他以为自己实际上在贯彻实行孙先生的主张。宋教仁归纳了国家正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应是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政体组织应当是联邦的还是高度集权的。

    康有为、梁启超是君主立宪制的拥趸，而多数去国外学习的革命党人由于只熟悉日国的政治结构，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含糊不清的。只有宋教仁最清楚西方各国，因此，他坚决支持民主共和制。”

    黎慕军又提出在宋教仁遇刺前几个月，宋先生在分析当前形势中说：“闻本党有内哄，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象，然弟总料其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放眼观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势，未必能于将来亦可包括，吾人既不争目下，则将来自有将来之局面，又何足忧，请兄不必怀杞人之念也。”

    接着，黎慕军又说了：“在我们湖湘船队中，有一个日国人。不，他应该是华裔人，或日裔国人。他的父亲是日国人，他的母亲是国人，是湘西凤凰的苗族人。他的名字叫黄金忠，也许，很多人知道他，认识他。他是我们船队的船老大，是个土生土长的湘西汉子。但是他的血液中有一半是日本人的血，所以，他比一般的国人更多的知道一些秘密。他的出现，给宋教仁暗杀案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说到这里，黎慕军停了停，考虑了一下，继续说：“黄金忠的父亲是在几十年前潜伏到国内地的日国间谍，当年武的乐善堂派他到湘西武陵地区。在乐善堂的头头眼里，湖是国内最有活力的省份，而湘西武陵地区则是最为神秘的地方。“日国人非常想知道，那山里面的人文、地理、风俗和其它所有的一切。一个住着千万男女、有着美丽山川的地方，被简化为撩人的情歌、土匪的刀枪、河边的吊脚楼以及放蛊、赶尸、拜傩神等原始的生态。更因为偏远和交通不便，在乐善堂的头头眼里，这是块神秘而蛮荒的土地，而湘西人的剽悍则是日国人最为忌讳和害怕的。

    因为在历史上，日国人被骁勇善战的湘西土族打败过，记忆犹新。但是在湘西，他以为自己中了情蛊。于是才有了黄金忠。后来，他们一家搬走了，黄金忠的父亲和原来乐善堂的战友，如今《汉报》的发行人小原善太郎接上了关系，但是黄金忠的父亲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湘西人了，对我们有感情了，对日国式的政治没有当年的那股热情了。在他死后，小原善太郎就开始培养黄金忠，希望他能为日国人的战略服务。最近，小原善太郎收到上面的命令——刺杀宋教仁。之所以让黄金忠来执行这个任务，是因为黄金忠是完全同化的国人，日国人在这里还留了一手，到时候，没有人能证明黄金忠是日国人。

    这还是国人内部的事。我们大家设想一下，如果应夔丞能指正凶手是日国人的话，今天的我们一定是同仇敌忾，团结一心。大家会放下不同政见，一致对日国。今天这么乱哄哄的场面就不会出现，全国会加紧发展生产，发展军事，发展经济，这会让日国人在国内的种种投资泡汤，所以，这里需要国人都动手！

    但是，小原善太郎还是失算了。黄金忠是在国内长大的，宋教仁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宋教仁不是一个人，他和刘揆一、刘道一、蔡绍南、胡瑛、章士钊、陈天华、蒋翊武、刘复基等一大批优秀的青年才俊组成的团队，更有年长一些的如黄兴、谭人凤、周震鳞等人悉心扶植他们，所以，宋教仁的能量才能如此巨大。正是从对湖的了解，对华兴会了解，对宋教仁的了解，黑龙会才要求兴中会和华兴会、光复会等合作，才有了同盟会。

    小原善太郎和黑龙会不是无的放矢，他们的决断是建立在强大的情报系统上，他们能比普通的国人更了解实情。小原善太郎的错误在于不知道这一点：黄金忠作为常德人对宋教仁的崇拜。通过了黄金忠，于是，这让我们知道了日国人的阴谋，所以，上次宋教仁在武，我们通知了黎元洪，而黎元洪就责无旁贷地担任起保卫宋教仁的义务，因为黎元洪知道，宋教仁一旦在武被刺杀，那就是他黎元洪政治上的末日。

    但是，宋教仁还是被暗杀了，因为这是陈其美的地盘，而且，由陈其美和青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