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立宪派，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謇、汤寿潜等。进步党在民国初年，是一支足以与他们相抗衡、一度被寄予造就的厚望的势力。与民国初年的他们一样，进步党的构成也相当芜杂，是多个党团的联合体，1912、1913年间不断地在经历着离合与重组。但总体上，进步党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是一支足以与他们相抗衡、一度被寄予造就的厚望势力。

    根据立宪派人的这一性格，该派在当时虽然多数情况下拥袁，但又与袁派有根本区别，从本质上看可归为中间势力。此外，立宪派在南方一些省市的军队中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譬如梁启超的学生蔡将军就掌控着云城的军队。立宪派的诞生起源于晚清末年，在维新运动失败后，西太后不得不开始“预备立宪”。立宪派也应运而生。

    近百年来，立宪派在主流舆论中口碑不佳。主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一贯温和妥协，反对革命、主张改良。被视为软骨头或软体动物。更因为立宪派和旧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称为旧的、保守力量。因为，革命党人一直以新社会、新生力量自居，似乎来到这个世上和旧社会、旧思想、旧传统绝无任何瓜葛。可是历史就是历史，辛亥革命的历史，绝不单是以孙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历史，它不以任何人的感情和意志随意改变，立宪派的历史作用是无法抹杀的。

    在立宪运动中，他们则呼吁开国会，立宪法，不断地“磕头、请愿”，为此，革命党人称他们为“磕头党”。甚至认为他们过于热心改革，被认为总体上是起了挽救清朝的危亡的作用，因而在最为激进的革命党人眼中他们反而是最为危险的人：因为与其说他们有着蛊惑人心的影响，更不如说他们得到社会广大阶层的支持，争夺掉了许多那些中立阵营中摇摆不定的人士，直接减少了革命激进派的影响。其实被陈其美、胡汉民蔑视的立宪派的人士，或戴季陶眼中的“反革命的官僚”，无论是提倡“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都是希望用一部宪法来约束最高统治者，变“人治”社会为“法治”社会，多多少少代表了人民善良的愿望。

    辛亥革命时，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共同组织参与下，动员了广大民众给了清王朝致命的打击。革命党人的强项在军事行动，而立宪派更擅长鼓动广大的民众。全国大部分地方几乎兵不血刃就实现了政权交替，立宪派功不可没。在这么个社会大转型中，宋教仁利用民主共和的框架，处理新旧参半的政治势力，他采用的政策是正确的。根据现状，宋教仁联合立宪派，用“共和”为武器对抗袁世凯的集权的策略也是对的。

    宋教仁时时考虑的是“国体太弱”，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激烈的社会变革尚且会让老百姓受苦受难，在一个开放的国际大环境下，国外势力更有可能乘虚而入。所以，避免整个国家的激烈震荡，平稳改革，改良而不是革命，和平过度而不是暴力抗争是符合我们这个国家当时的最高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宋教仁一方面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利，一方面要和袁世凯一起共商国事，创建议会等“共和”形式，以最大的热忱来扶植年轻的民国逐步成长。

    因此，宋教仁现实的政治态度和一贯温和主张改革改良的立宪派人士不约而同走到一起，他们之间的共同的政治语言就多了起来。但是，陈其美、胡汉民、戴季陶们不这么想。他们一直宣称“立宪派”是旧社会的遗留下来的政治派别，辛亥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他们政治主张的破产，他们是反对革命的右翼，他们是袁世凯的潜在盟友。或者说，他们就是“反革命”。中国长期的**社会，多多少少造成了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独断性和一元化倾向。社会的变革应该是多层面、多领域的、多种形式的，而胡汉民、戴季陶们只看到政治领域的出生入死，以为自己是正宗的、唯一的革命者，因此不信任别人，看不起其它派别。

    因为，不论从历史实践上看，还是从政治理论上分析，暴力革命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将旧社会的**龌龊犁庭扫穴，也可能将社会多年积累的进步成果扫荡无遗。激进派之所以力主暴力革命而反对渐进改良还有另外一个更为深层的思想原因，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或暴力革命的思想依然对激进知识分子有极大影响。革命派在鼓动民众起来革命时经常用刘邦、朱元璋、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作为启发事例。

    宋教仁一案还没有水落石出，法律上的结论还没有，合法的国会仍然在运作，袁世凯仍然是合法的大总统，孙及其追随者的所谓“二次革命”，从法理上说，无疑是非法的。看看除去孙，袁主控地区的全国的主要舆论。江苏都督程德全是查办宋案的中坚。他在谈到此案时说：“宋案当听法庭解决，借款当听国会主持。”在表明坚决维护法治的态度后，他明确地表示，鉴于“人民已有枕席不安之状”，为“维持秩序，凡有煽惑兵队，扰乱治安之举，无不以军法从事。”

    总商会的通电说得好：“前年首义，海内响应，人民苦于**，急求改革，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克成共和。窃谓宋案审判于法庭，借款、选举取决于议院，自有法律为范围，岂尚血气为胜负。商人在商言商，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