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没有经历过基层奋斗的上位者，都会有一个天生的毛病，那就是总觉得部下的忠诚是理所当然的。而只有经历过创业艰难、懂得人心的上位者，才明白，任何的忠诚都是有限度的，任何的忠诚都是有所图的。

    为人臣者，图名，图利，图名垂千古，图价值观实现，不一而足。雄才大略的上位者当细查其所图，以其所图驱策其效力。同时时时刻刻又在思量臣子会不会起了别样心思，会不会居功自傲？会不会结党营私？会不会贪赃枉法？上位者手里要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既要以胡萝卜引诱臣子效力，又要有大棒时刻准备将臣子敲回正确的道路上。

    在京城七年时间，刘重元认真研究过这位皇帝，用他那不值一提的心理学知识，也能看的出来，这位皇帝是有着偏执型精神障碍带来的多疑，这或许源自于他幼小时期朝不保夕的艰难宫中生活造成的阴影。

    崇祯皇帝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其时虽然他的父亲，后来的泰昌皇帝，已经战胜福王被立为太子，但是万历皇帝一直偏爱福王而讨厌，连带着崇祯和他的哥哥天启皇帝，在宫里都受了不少委屈。

    崇祯的生母孝纯皇后当时只是普通的侍妾，在崇祯五岁时因为失宠被责罚而死，之后崇祯就交由泰昌皇帝的宠妃李选侍也就是西李抚养，之后李选侍女生下公主，无暇照顾，崇祯又被交给另一位李选侍也就是东李抚养。

    泰昌皇帝厌恶崇祯的母亲，自然也不喜欢崇祯。可以说，打生下来起，崇祯就是爷爷不疼爹爹不爱没了母亲举目无依的状态，后来能够成长为一个爱读书、有大志的皇帝，也算是奇迹了。

    正是幼年的压迫、孤独和惊惧，造就了崇祯偏执一样多疑的性格，不相信任何人，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看待臣下的所思所想，而且也不吝惜于将这种猜疑表现于明处。

    正是清楚的看到了这些，所以，在京师七年，刘重元从来不想冒头，崇祯皇帝数次举行御前考试，亲自面试选拔阁老，刘重元都很隐蔽的装傻充愣没有被选上，就是不想在皇帝身边工作，希望离他越远越好。

    在崇祯面前，一定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决不能骄功自矜。

    所以，刘重元又请罪道：“微臣有罪三：在临清时，因军中缺饷少粮，为防哗变而自作主张，截下了滞留在临清的税银和漕粮，此滔天大罪也，此其一。于巨鹿之战后，畏惧东虏军势强盛，而坐看东虏破城十余座烧杀劫掠，此其二也。之后东虏快速北撤，臣无能，无法率军追上东虏，令其顺利出关，此其三也。有此三罪，请皇上重重治罪！”

    皇帝没想到这个时候，刘重元居然自行请罪，其实这些时日，已经有御史和不少官员上书弹劾刘重元，说他除了巨鹿之战侥幸伏击有所建树之外，其他时候毫无作为。监督刘宇亮也上折弹劾，不过在其他各路大军纷纷败绩的情况下，刘重元能够取得巨鹿大捷，是为此次大战唯一的亮点，皇帝怎么可能治罪呢？

    因此，皇帝好言安抚挽留一番，重重的肯定了刘重元的功绩。

    大朝后，皇帝在武英殿召集内阁、六部九卿以及刘重元等督抚参加的军事会议，商讨今后的军事战略。

    作为大明军事战略的主导人，杨嗣昌当然是第一个发言。由于陕西和中原的流寇大体已经肃清，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巨寇，除了李自成亡命于大山之中之外，其他的都或死或降，已不足为虑。

    就在忙着对付东虏入寇的十一月，湖广巡抚方孔炤奏报，在他所率的湖广军、史可法所部以及梅之焕所率的湖广团练军的围攻下，盘踞在霍山、太湖一带的革左五营终于投降了。

    因此，杨嗣昌认为，大明接下来的战略重点将放在剿灭东虏上。杨嗣昌奏请将中原剿匪军、三边秦军等之前清剿流寇的部队全部调往辽东，先花个两三年整军备战，训练士卒、补充装备、囤积粮草，待时机成熟之后大举北伐，直抵沈阳，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消灭东虏，从而还大明以安宁。

    前任蓟辽总督吴阿衡已经战死，皇帝和杨嗣昌有意任命刘重元接任，同时将中原剿匪军一起投入到辽东，会同辽东军一起压向东虏。对此，皇帝征询刘重元的意见。

    这个想法，或许在巨鹿之战后，就已经深深地刻在了皇帝的脑海中，目下只有刘重元对东虏打过胜仗，要对付东虏只有刘重元指挥才行，因此，是接任蓟辽总督的不二人选。

    当然现在刘重元立下大功，阶官已经升到了兵部尚书，再任蓟辽总督也不合适，皇帝准备任命他为蓟辽督师，别看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实还是有差别的，督师一般是高于总督的。而且，根据前任督师袁崇焕的职权划分，督师一职主要负责辽东防务，也就是专门对付东虏，所以常常干脆被称为辽东督师。

    而蓟辽总督是常设官职，如果没有督师，则既要负责辽东也要负责蓟州，而当设有督师一职时，则只负责蓟州。所以已巳之变时，东虏从蓟州突入，实际上的责任人应该是当时任蓟辽总督的刘策，而不是任职蓟辽督师的袁崇焕，袁都督并不负责蓟州的防务。

    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