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宪法》对选举权的限制，最初是要求选民与候选人均需拥有5000元不动产或中学以上教育，并在选区居住超过十年，而年龄方面选民需达到25岁，候选人则需达到30岁。

    这遭致了极大反对，直到动摇了大顺朝的第一次共和革命爆发之前，《钦定宪法》才修改了选举权相关的发条。

    改为仅要求在以下三项中满足一项：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拥有500元以上不动产、小学毕业或同等学力，居住年限从十年下降为两年，选民和候选人的年龄要求相应下降为21岁和25岁。

    由于选举权条件的下降，得以参与选举的人数大为扩张。

    从第一版宪法符合选民条件的仅340万人状况，一跃为接近8600万人，两年间增长了25倍以上。从全国人数的0.39%上涨到10.5%。

    诚然，以今日之标准来看，10%的选人人数仍然不足，尤其本次选举并未赋予妇女选举权，不得不说是一大缺陷。

    但就历史的进程来看，无疑是一巨大进步。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国会选举的条件在财产要求之外另设教育背景，在达到教育条件下即使不满足财产要求亦可拥有选举权，而教育资格设为小学毕业几乎可视为最低限度的门槛。

    最终，第二版宪法的国会选举成果十分惊人。

    在此仅列举两个最为震撼的数据：第一，新宪法国会859名议员的平均年龄为36.45岁，年龄超过60岁的仅有6人，而此前旧宪法国会的平均年龄即为43岁，与之直接相关的是议员的教育背景，在499名背景可靠的议员中，只有旧学教育背景的议员仅有94人，不到五分之一，而新旧兼有的有163人，接受纯新式教育的共242人，反而为人数最多情形。

    考察他们的职业背景，新宪法国会的议员中，真正的资产阶级仅有12人，此外控制舆论权力的律师、记者仅有22人，除了新旧政府官员以外，国会中人数最多的是教育工作者，共100人，其中中小学的校长占到了五成以上。

    这些全新的新生力量，投注到大顺政权，为朝廷增添了全新的生命力。

    本来已经渐渐步入暮年的大顺朝廷，也在那以后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然而民众们本来对于压迫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反而是在改革推行过程中，当各种各样的压迫被减弱的时候，人们才渐渐对身上受到的压迫更为敏锐了起来。

    一部分压迫和特权被改革废除了，但是剩下来的那些压迫和特权，比起从前，就显得更加刺眼和无法忍耐了起来。

    朝廷本来是为了维护皇室政权而推行的改革，其结果反而是引爆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第一次共和革命，就是在大顺改革相当顺利的背景下爆发的，这无疑是令人感到十分感慨的。

    第一次共和革命的领导者是广西的小学校长洪秀全和湖南煤炭工人联合纠察队的委员杨秀清，他们拉开了大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内战序幕。

    而共和军的迅猛进展，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只经过了一年短促激烈的内战，共和军就占领了金陵和开封，皇室政权完全崩溃。

    共和派所创造的传统已经成为政治统治甚至社会关系的新基础，顺从让位于劝服、传统让位与革新、狂热让位于理性的共和主义、世袭让位于选举和动员，他们是第二共和的先驱。

    虽然也曾被海内外的保皇派打垮，然而们为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供了希望，他们一时的失败掩盖不了长远的胜利。

    第一共和失败以后，李氏复辟，百姓的共和国瓦解，这也意味着代表传统的保皇派势力依旧雄厚，甚至预示着哪怕到了第二共和时代，皇族的影响力依旧像一个幽灵般，随时威胁着共和国的存亡。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欧洲和印度的新文化史研究中，人们发现革命者经常将律师的职业训练带到议会之中，从而影响了革命的修辞，比如“公民”一词，本是律师需要接受的古罗马修辞训练的产物，结果却伴随着革命者们的演讲传遍世界。

    就此而言，主导大顺革命的却是像洪秀全这样的教育工作者。

    由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缔造的现代中文里，恐怕蕴含了不少本来专属于教育工作者的修辞方式。

    例如导师、教员一类的词汇，经常被运用到政治领域，或许就是发轫于此。

    选举法的改变造成了政治文化的重大变迁，一大批中小学的教育工作者成为了当时顺朝政治舞台的参与者。

    这可说是大顺中后期政局的一种特殊情况，在一般国家，主导政治者往往以大学教授、律师、记者、企业家和科学家为主，甚至于工人组织首领、群众性运动领袖，主导地位也都在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之上。

    只是由于第二版新宪法的选举法，加之当时大顺国情的特殊性，造就了一段时间内政局主导者的特殊性。

    而竟然由这种偶然性的因素，影响到了整个共和革命的发展，影响到了理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