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远东空军新任司令官奥托·韦兰德走进司令部，每个见到他的军官都停下手中的工作，立正敬礼。

    韦兰德回礼。

    尽管竭力打起精神，但十几个小时在轰鸣的运输机上度过，韦兰德脸上疲倦的神色很难掩盖。走到自己的位置，韦兰德看军官们还是注视着自己，便挥挥手说道：“没有额外的事情需要对你们讲。请诸位各司其职，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10月6日中午，韦兰德的前任，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捂着胸口缓缓倒在司令部。

    一阵慌乱后，司令部的官兵和军医实施了急救，斯特拉特迈耶被送往东京的美国空军医院。命是救回来了，心脏的运转仍然不健康。斯特拉特迈耶几年前的检查就被诊断出有心脏病，10月5日通宵一晚的劳累加上10月6日遭受巨大的刺激，让老中将的心脏再也无法承受。

    斯特拉特迈耶病倒，美国空军不得不紧急将韦兰德派往远东。

    在1950年底，奥托·韦兰德短暂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远东空军副司令，然后就被调回本土任战术空军司令，并在这个位置升任中将。有在远东空军任职的历史，是五角大楼选中韦兰德继任司令官的主要原因。

    在空军医院，韦兰德见到了卧床休养的斯特拉特迈耶。

    “将军，这里的局势与一年前差别很大。”韦兰德说。

    斯特拉特迈耶：“不但是与一年前相比，即便是六个月前，朝鲜半岛的上空也不是这样。……这一切改变都是从1951年的5月1日开始的。”

    5月份的防空导弹危机让第五航空队丧失了对陆军的近距离支援能力，10月的电子战系统、改良制导炸弹是远东空军试图重新回到原状态的尝试。

    与韦兰德的谈话又让斯特拉迈耶心头发痛，现在回想十天前下午的那两次成功偷袭，斯特拉迈耶终于明白过来了，那不是美国空军的技术突破，那只是个陷阱。

    10月6日晨，第五航空队的近百架飞机从日本、韩国的七八座机场起飞，五个机群各自奔向自己负责的作战空域。

    一小时之后，率先抵达战场的小队们就发现了状况。两架F-80战斗轰炸机在其中一名飞行员嚎了两句“MAYDAY！MAYDAY”之后失联。

    10分钟之后，东线、西线、前方、后方，到处都出现状况。

    当有三名飞行员明确地用无线电呼号“中国导弹在向我飞来！！”时，第五航空队司令帕特里奇果断下令战术飞机爬高。

    这个陷阱让远东空军损失了61架飞机，如果不是斯特拉迈耶下令后续的第二、第三个攻击波取消，所有飞机立即返航或回到高空，美国空军在朝鲜半岛的损失可能还要高。

    上午10时30分，远东空军的12架B-29抵达平壤。在地面炮火的干扰下，B-29飞行员们不惧炮火，在6000米的高度，8架轰炸机飞临平壤铁路货运站投弹，4架则对平壤市的大同江铁路桥发起攻击。

    对铁路货运站投下的第一批四枚炸弹全部出现不可控的情况。第二批仍然无法控制，只有一枚因为本来就正好是在诺顿瞄准具的瞄准点上扔出的制导炸弹，自由下落之后落在距离货运站200米远的地方，其余7枚炸弹的落点分布在距离中心点220~800米的范围内。轰炸大同江铁路桥的4架B-29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总而言之，这12架B-29好像今天扔的都是自由落体炸弹……

    这就是斯特拉迈耶在倒下之前所受的最后一桩刺激。

    ……

    “10月6日，中国的防空导弹使用了新频段。经过几天的修改，冲绳和大田基地已经调整了电子战装备的技术状态。”在司令部，远东空军参谋递上来一份技术报告。

    美军的无线电侦测系统当天就发现中国防空导弹工作制式发生了变化。10月7日，从西线到东线的7个检测台汇总信息，确认中国防空导弹使用的的频段是8个而不是4个。当有一个频段被阻塞时，弹-车通信自动转移到下一个频段进行。

    韦兰德仔细阅读参谋部和军械部的技术报告。

    第一型干扰机是在美国本土做技术分析和研制然后运到东京和冲绳，第二型（或者说V1.1版本）就快多了，因为美国空军军械局将电子战装备试验室搬到了东京，拉上美国空军的修械所，随时对电子战系统进行调整。10月7日确定中国防空导弹有了新的频段，10月13日完成了对干扰机的调整。

    10月14日，又完成了对制导炸弹指令系统的无线电收发器的调整。

    制导炸弹指令系统是间接受中国防空导弹的启发、既然中国人可以用新的频段来绕过美军现役的干扰机，那么美国空军也可以在制导炸弹系统上启用新的频段，绕过中国军队的干扰机。

    现在是10月15日，韦兰德看到报告的时候，新干扰机和新制导炸弹都已就位，制导炸弹完成了12架轰炸机和24枚炸弹的改造，新干扰机安装在20架高空侦察机/轰炸机上。但是否马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