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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杨世洪该杀。身为白军税收员，平常欺榨百姓成性，红军来了不思悔过，还竟然打着红军的旗号继续欺榨百姓，破坏红军与群众的关系，行为恶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该杀。杨世洪虽有欺诈罪行，但罪不至于杀头，毕竟没有人命债。自古杀人偿命，没人命债就不能杀，应予罚没处分。

    政府委员马建新等人就坚持后一种意见。

    最后表决时，主张杀的意见占多数。形成政府决议，当然要坚决执行，一致通过枪决。

    处决杨世洪时斯诺正在豫旺堡采访，他在《西行漫记》中这样记述：

    “这个历史性小会议所注意的最后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对那里农民最重要），是处理了一个国民党税收员。这个人在红军到来前分明已经为人们所深恶痛绝，红军到达以后，他就逃到一个名叫张家树的山村去了，在那里还是继续收税。据说他加倍收税---并宣称这是红色新政府的税则，他自称代表红色新政府收税！可是回族农民知道红军并没有指派收税员，有六个农民把这个无赖捉住，解到豫旺堡去接受群众裁判。”

    如何裁决，斯诺从另个角度也有独特的个人想法，他认为：

    “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候而有足够的胆量作骗子，那的确有着应当保留的才能。”

    但他也坦言：

    “回民却不是这种想法，代表们一致决定处决他。”

    因为大家认为，无中生有损毁红军声誉，破坏军民关系就是最大的犯罪。

    回民自治政府裁判的第一个案例，被斯诺收入《西行漫记》介绍给国际社会。

    红军到来前，在豫旺、环县一带活动的有两股较大的土匪，豫旺、马家大山一带是张彦彪一伙，环县、惠安堡一带是赵恩忠人称赵老五一伙。

    豫旺、环县紧邻，两支股匪在抢地盘、扩势力方面常有磨擦，赵老五势力较大，每每打压张彦彪，就结下梁子，都寻找机会报复对方。

    机会来了。8月的一天，赵老五的母亲坐轿子到豫旺莲花山还愿，除了4个轿夫还有8个背着枪的护卫。张彦彪就带人打劫了轿子，掳掠了赵老五的母亲。

    而在这之前，张彦彪在马和福等人劝导下，已同意接受红军改编，改称“豫旺县江湖抗日游击队”，张彦彪任队长。马和福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报告军团政治部并亲自到张彦彪的营寨说和。刚开始张彦彪态度坚决，让马和福不要管，一定要以此要挟，好好治治赵老五。因为他们都知道赵老五虽为土匪，却是个大孝子，抓住他母亲可是个大筹码。

    马和福耐心给他讲道理：

    第一，你现在不只是哥老会老大，更是江湖抗日游击队队长，红军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正准备跟赵老五洽谈，你这样做让赵老五以为是红军支使你做的，会造成不必要的骚扰和麻烦。

    第二，虽然你们是江湖内讧，但事情发生在豫旺堡区回民自治政府的地盘上，不能因你俩结怨，让赵老五报复骚扰豫旺百姓，我这个主席不能不管。

    第三，无论回汉，谁没有父母？你们两个大男人较劲，却折腾一个老母亲，不是真男人所为，江湖上会惹人笑话。

    马和福自幼逃难在外，浪迹江湖，见多识广，加之为人耿直，深明大义，在豫旺地区威望很高，回汉二教，黑白两道，都敬重他三分。一番话说的张彦彪回心转意，同意放回赵老五母亲。

    事不宜迟，马和福让立即释放随从，扶老太太上轿，他亲自护送，去说明情况，顺便宣传我党政策，争取收编抗日。

    赵老五获知母亲被劫，正在家中暴跳如雷，要聚集人马杀奔豫旺，忽见母亲又被抬回来了，大喜过望，一看身边还跟来了一个戴白帽的回民，就以为是他们绑架了母亲，喝令一声：“捆起来！”正要上前拷问，母亲一声怒嗔：

    “混帐！怎把恩人绑了？”

    赵老五一怔，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张彦彪那小子劫了我，要不是这位恩人解救，我都见不到你们了！”

    说着就哭了起来。

    “啊呀！我真是混帐！”

    赵老五照自己脑门一巴掌，急忙上前解开马和福，跪在地上向恩人请罪。

    马和福扶起说：

    “张彦彪也是误劫，这不，老太太毫发无损的给你送回来了，我代他向你赔个不是。”

    “张彦彪这小子跟我有过结，我一定要报此仇。”

    “个人恩怨可解不可结，日本鬼子都打进咱中国了，大丈夫应以民族大义为重，做岳飞式的英雄。现在红军到咱们这里，倡导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在豫旺堡成立了回民自治政府，让我一个土农民担任政府主席，号召我们团结起来打日本，救中国。张彦彪也已接受红军改编，被任命江湖抗日游击队队长，希望你能明大义，顾大体，也和红军一道抗日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