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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第举子们聚集起来，敲了登闻鼓，这在明朝绝对是大事件。

    朱翊钧也不敢怠慢，在看了举子们奏报上来的陈情后，便立即命都察院彻查此事了。

    不过此时的吏治已经糜烂，都察院那是沈同和老爹沈季文的娘家，自然也没有把沈同和往死里整的意思，甚至还想为其遮掩。

    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李鋕念及其父的香火情，便找到了礼部尚书吴道南，准备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吴道南作为本次的副主考，也是实际负责人，最是不希望此事闹大。

    两人一琢磨，便想了一个馊主意，奏请皇帝，拟以复试考察沈同和的才学。

    万历皇帝准了，不过随后却又补充额一句，他要亲自出题，当场测试。

    李鋕和吴道南出了乾清宫，便知道此事凉了，李鋕决定不再过多参与此事，免得引火烧身，吴道南则直接回家写辞官的折子去了。

    三月初一，万历皇帝在乾清宫见了沈同和，当场便从手边的《孟子》一书中摘了一句。

    令沈同和以“贤君必恭俭礼下”为题，作一篇八股文。

    实话实说，朱翊钧出的这道四书题非常简单，没有断句，没有拼凑，更没有截搭，意思也很浅显，就是让卢飏来答，也能答个不错。

    “贤君必恭俭礼下”出自《孟子》中的《滕文公》篇，是孟子劝说滕文公的话，意思是一个贤明的君主，一定会庄重、节俭、礼待臣属。

    非常浅显明白并且宽泛，即使卢飏一个小秀才对此也能侃侃而谈，而且这篇《滕文公》篇的原文，卢飏也是背过的，其中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成语“为富不仁”便是在此句之后。

    但沈同和本身就学艺不精，再加上天子威仪压迫，一时之间竟然忘了这句话的出处，两刻钟的时间，连破题都做不了，结果便不言而明。

    沈同和随后便被骆思恭给带走了，还没到用午膳的点，沈同和的供述便放到了朱翊钧的案桌上。

    这沈同和纨绔一个，刚到了北镇抚司的大堂，骆思恭还没开始问，便什么都说了。

    事情报到了万历这里，因为十日后还有殿试，落第的举子们还聚在京城等着朝廷的态度，朱翊钧只得快刀斩乱麻，当日便下了旨意。

    沈同和夺去会元、举人、秀才功名，杖一百，充军辽东。

    赵鸣阳夺去贡士、举人、秀才功名，终身不可参加科举。

    至于沈同和的老爹沈季文，则罢官抄家，发回原籍。

    其余帮助沈同和作弊的御史和搜检官员，一律罢官抄家，发回原籍。

    朱翊钧作为一个老政治人，甚至都没有细审这个案子，也没听方从哲的聒噪，他知道此时如何才能平息那些落第举子的怒火，也清楚这事不能拖得太久。

    事情拖得越久，牵扯的人员便越多，朝堂上的各党各派正虎视眈眈的盯着呢，稍微有些风吹草动，便会有人上来搅混水。

    朝堂已经经不起折腾了，于是朱翊钧便发了狠，凡是与此事有牵扯的官员，一律罢免了事，至于有没有冤枉的，朱翊钧便也没心思一一甄别。

    而作为此次会试副主考兼实际负责人的礼部尚书吴道南，一看风向不对，便主动请辞回家了。

    不到十日时间，一场轰轰烈烈的科场舞弊案，便处理的干干净净了。

    相比于弘治朝那场为后人所诟病的科场舞弊案，朱翊钧的处理算得上可圈可点了。

    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参加此次文会的秀才童生们自然津津乐道，好似这大明朝的科场上就此便干净了似的，但卢飏却无感。

    自古以来，凡是涉及人才选拔的，就从没有干净过，只是黑的程度不同罢了。

    这次万历皇帝可以灭了一个沈同和，但下一次科考肯定还会有一个李同和的。

    而且卢飏觉得这次科考未必就没有李同和，毕竟如沈同和这般倒霉，作弊中了会元的，还是小概率事件，可能那李同和隐藏在一众同进士中，不被人知罢了。

    当然，就卢飏本心来讲，即是科举制度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舞弊现象，但瑕不掩瑜，科举制度依然是这个时代最公平、最高效、最合理、最实际的人才选拔机制。

    即使他当了皇帝，也只能在这个制度上修修补补，顶多澄清吏治、更改下考试内容什么的。

    若是想换个更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他自认为也没那个能力。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到哪个时代说哪个时代的话，一切不基于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改革都注定会失败，而且冒进者很可能被时代所碾碎。

    卢飏在前世便是一个极其务实且隐于社会环境的人，到了这个时代，他自也不敢过分激进，只想随着自己这一世的机缘来改变一些事情。

    所以卢飏也随着云仁忠这些明代文人，为万历皇帝唱了一曲赞歌，对那吴道南和沈季文口诛笔伐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