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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本樱”情报组第三人调查情况报告

    调查组：李克公，孔元，陈刚。

    前期调查情况及结论：

    根据特嫌1412号调查报告中的证人、证词及胡必成、康生同志的分析推断。特务组织“千本樱”应存在着至少一名从事情报传递工作的第三人，虽然不知道他们的传递方式，但可以认为传递是必然存在的。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及抗联方面的汇报，调查组认为，高涉是日本方面派驻我党的高级间谍，代号：樱木涉。真实姓名无法得知，但应是日本人无疑，关于银质饰品的问题，调查组推测，应是获取中国身份时，杀害饰品主人，或者抢夺得到。

    根据人民军龙牙突击队员蓝玫、周防尊回忆，樱木涉在服役期间非常注意收集各种政策信息，有剪报习惯，反复研读领导人讲话，当时大家以为他是政治觉悟高，现在看来是在收集情报。樱木涉射击技术并不突出，但追踪技术和战术指挥能力出众，在龙牙二中队服役期间多次执行秘密任务，经验丰富。由于龙牙二中队战士周防尊已经牺牲，进一步细节难以获得，不过根据蓝玫的报告，樱木涉因为冻伤截肢，现已残废并转入预备役，返回日本。

    但经过周密调查，樱木涉确无传递情报的可能，因此他应该不是第三者，但他必然认识这个第三者。

    1412号的调查。调查组认为，特嫌1412号可能认识樱木涉，但没有确定性的证据，无法定案。同时，调查组认为，1412号违反了地下工作低调的原则，不仅相貌出众，而且还从事表演这种引人注目的工作，一举一动都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如果她确实是日本间谍，那么也是不可能进行情报传递的。调查组根据地下活动的基本原则，认为1412号应该不知道樱木涉的身份，他们的情报和身份都是由一个更为高级和隐秘的第三人掌握的。

    根据康生及胡必成同志的推断，第三人很可能是1412号的同学，相貌并不出众，工作也不引人注目，但一定在中央工作，这样才能接触到1412号。这个人应该是1928年以后加入组织的，因为在此之前劳动党并没有获得全国的优势，日本人的精力在吴佩孚身上。

    根据这个推论，调查组翻查各种资料并且根据食堂排查的结果，锁定三名嫌疑人和一名特殊嫌疑人。

    一、特殊嫌疑人：刘修养，劳动党北方局成员，1921年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与湖南、武汉等地发展地下组织，后调往北方局进行地下工作。1929年8月21日，在奉天纱厂组织罢工时被捕，在警察局关押15日后，被释放。1930年返回根据地前往赣东发展根据地。

    调查组认为，刘修养同志被捕的过程十分蹊跷。

    1、1929年《满洲日报》报道，赤党分子潜入奉天纱厂秘密接头时将其一夥逮捕，显然，日方已经认为刘修养是政治犯。但北方局及刘修养本人报告称，身份并未暴露，未作政治犯处理。此事调查组已询问张学良，张回复事情太小，不知道。

    2、仅关押15日，非常不合逻辑。赵尚志1927年3月满洲被捕,1929年5月出狱，未暴露身份的情况下被关2年3月。刘修养即便不是组织者，只要被抓进去也绝不可能仅被关押15日。

    3、刘修养1925年在长沙也曾被捕，一个月后被释放。另1927也在武汉再次被捕，不久也被释放。调查组虽无具体证据，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别说三次被捕，就是一次被捕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被释放。

    基于以上事实，调查组认为，刘修养有重大敌特嫌疑，如果他是日本方面收买的叛徒，那么几次被捕都被轻易释放就可以解释的通了。另外，如果他就是特务组中的第三人，那么他完全可以用电台泄密，退一步来说，即便他不泄密，所在位置也足以造成严重破坏。调查组有理由认为，刘修养的被捕与1929年8月30日杨靖宇被捕可能有直接关系，应进一步秘密调查。

    二、嫌疑人张远心，男，25岁，新华广播社播音员，作家、编剧，多次参与过革命戏剧的创造，发表过小说《赤色黎明》，劳动党内的青年文艺工作者。此人1909年出生，孤儿，1928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参加革命前从事电影编剧工作，有过旅日经历，长期在租界居住。

    调查组认为，张远心参加革命前成分较为复杂，有过旅日经历，且在租界居住。编写的剧本大多数为鸳鸯蝴蝶派肥皂剧，以色情和低俗内容为主，虽从未发表过反对共产主义的言论，但足见此人思想不纯正。由于担任播音员工作，可以接触无线电设备，也可以撰写稿件，有可能通过播音传递情报。关于张远心的当下表现，调查组并没有发现异常，也没有具体证据，特列为嫌疑人。

    三、嫌疑人廖雅权，女，24岁，中央机关食堂服务员。1910年出生，孤儿，1928年广州参加革命，但不会说粤语，祖籍福建，父母是游商，念过私塾，有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