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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吾图的医院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占地倒是挺大的，两排平房夹着个大院子，中间还有升国旗的地方。国旗两边，一边种着两三亩向日葵，另一边是大棚韭菜地。

    医生也不少，一人一个办公室，严肃地坐着。但没有可以让你挂号的，划价的，取药的。要看病的话，一个大夫就可以给你包完。

    他们会很严肃地给你切脉啊看舌苔啊量血压啊什么什么，再严肃地拿听诊器前前后后听个没完没了，然后更严肃地给你开药。你要是对病情有什么疑问的话，越是问他，他越是什么也不肯说。

    他严肃地从他自己左手边的抽屉里摸半天摸出一个玻璃瓶，严肃地拧开盖子，往左手手心里倒出一把白药片，然后用右手手指在那堆药里点点点点点……非常负责地数出一百到两百粒（足够你再病五次的），剩下的原倒回瓶子，再很大方地“刷——”地从正在看着的杂志上撕下半页纸，严肃地给你把药整整齐齐包好——“一天三次，一次三粒。”

    ——太可疑了，我那点小病，吓都给吓好了。

    除了开药以外，他们还会给人挂吊针。对了，我对别人说，那些医生开药开得让人真不放心。听的人一般都很吃惊。原来到目前为止，所有人中还只有我一个人享受到开药的待遇。而其他的人，一进医院，二话不说，先给你戳一针挂几瓶吊针再说。管你大病小病，反正只有吊针。

    果真如此。当我第二次和那个医院打交道时，就没那么幸运了，也老老实实给灌了两瓶。

    那次生病是我跟着一些人到河上游一个叫汤拜其的水库打鱼引起的。那群人里其中有一个话特别多，我也不认识他，但是他总是很严厉地给我安排各种工作，我估计这人一定在乡政府上班。我站在河心齐腰深的地方帮助拉网，冻得牙齿打颤也不敢松手，因为大家都没有松手。但那个人还是不满意，嫌我网拉得太低了。真让人生气，因为我个子只有那么高。我只好抱怨说：“我要感冒了！”

    他回答得挺慷慨：“我给你报销医药费。”

    结果我真的感冒了，回家就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妈把我弄到医院。没想到，那个人也在那里奄奄一息地挂吊针，于是我就不好意思提醒他报销医药费的事了。

    令人诧异的是，在那个医院里，我居然和乡政府的干部得到了一视同仁的待遇——挂同样的点滴，坐同样的冷板凳，同样问不出自己的病情如何，并且同时挂完点滴。最后又同时发现：医院里的所有人都下班了……他们不管我们就下班了倒也罢了，居然连门都不锁就下班了！

    那一位真不愧是乡政府的干部啊，见多识广，处惊不变。在他的提议下，我们互相给对方取出了针头。

    总之，要是在喀吾图生病了的话，自己想想办法得了，没事少去医院，怪麻烦的。

    除了医院以外，喀吾图还有一个地方能够看病，是个私人诊所，挂出的牌子上写的是“专家门诊”。

    这个专家听说是喀吾图医院过去的老院长，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我们都管他叫“胖医生”。既然是胖医生，肯定就是说他很胖喽。所以我们很少想到去他那里去看病——他实在是太胖了！一个人怎么能够胖成这样呢？自己的身体都没法保重，这样的医生能让人信任吗？

    如果说，在喀吾图我见过的最胖的女人是温孜拉的妈妈，那么，我见过的最胖的男人就非这个胖医生莫属了。怎么说呢？他裤子的一条裤腿，就够我宽宽松松地改一条连衣裙穿了。但是这个比喻一点儿也不好，他的裤子总是那么脏。

    不过，这个胖医生两三岁的小孙子却漂亮得不得了，一团白雪似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个不停，睫毛又翘又浓又长，总是给剃成光头，只有后脑勺那儿留了铜钱大的一撮头发，编了根细细软软的小辫儿，还扎着红头绳儿。一天到晚，这个肉乎乎的小东西连滚带爬地跑过去，再连滚带爬地跑过来。他的胖爷爷从边防站（和他的诊所就隔着一条马路）挑水回来，走了没几步路就气喘吁吁地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息。这小孩子便歪歪扭扭冲过去，一路上不停地摔着跤。终于跑到跟前，小身子一纵，两只小胳膊紧紧搂着爷爷的大胖腿，整个身子吊在上面，铃铛一样笑得脆生生的。

    我在村里走，只要一看到这小东西，就忍不住一把逮过来，捏他的脸，拧他的小鼻子，再拽着他的小胳膊拉了又拉，看看到底是不是假的……怎么会生得这么漂亮呢？为什么胖医生又那么……那次喀吾图乡医院的吊针弄好了我的感冒后，鼻子就一直囊囊地堵着。有一天在路上碰到胖医生，就顺口问了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他慎重地想了想，又慎重地说：“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多么专业的名词！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小瞧他了。

    我决定去他那里看病。

    他的诊所的牌子挂在村头马路一侧的土墙上，白色的，一尺见方，上面一个细弱无力的红十字，下面“专家门诊”四个黑色汉字，再下面的哈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