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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实在太冷了。若是冬天搭坐在县城至桥头之间运营的那趟班车的话，紧紧地塞满一车的不是人，而是外套。每个人都裹得严严实实，男人顶着沉重豪华的皮帽子，女人给大头巾缠得刀枪不入。孩子们更是被捆扎得里三层外三层，一个个圆乎乎的，胳膊腿儿都动弹不了。拎起个孩子往地上一扔，还会反弹回来。

    班车只有一辆，来一天，去一天，要想搭这辆车进城或去桥头，得算好单双日。

    但到了十二月底，大雪封路的时候，这辆唯一的线路车就停运了。直到次年五月份才能重新通车。因此，冬天里要去桥头的话，车只能坐到可可托海，然后再雇一辆马拉雪橇去桥头。

    班车是一辆绿色的中巴，开车的师傅五十来岁，整天笑呵呵的。要是有人在路边招手拦车，他就一边踩刹车，一边嘴里“嘟儿……”地发出勒马的声音。

    另外他还给沿途的所有村子都取了绰号，比如铁买克村，他称之为“莫合烟村”，因为“铁买克”是“烟”的意思，而当地人一般都只抽最便宜的莫合卷烟。

    至于什么“二杆子村”、“贼娃子村”、“尕老汉村”……为何这样编排，就不太清楚了。

    他那辆破车尽管到处缠满了透明胶带，还是四面漏风。暖气是一点儿也没有的，大家挤在一起紧坐着，每人嘴前一团白气。偏那破车又开得死慢死慢，一摇三晃荡，似乎随时都会散架。慢的呀，一路上让人越坐越绝望。

    不管我上车之前去得有多早，最后得到的座位总是引擎盖子。因为途中每上来一个旅客，司机都会重新分配一下座位。谁教我年轻呢。好座位自然要让给老人了。

    坐在引擎盖子上最倒霉了，因为司机是个大烟鬼，一路上抽个不停，把人熏得昏头昏脑。不过幸好是冬天，穿得很厚，倒也不怕硬硬的引擎盖子会咯屁股。

    最怕的是冷，那个冷啊——冷得人一动都不敢动，觉得动弹一下都会瞬间露出破绽，让四面围攻的寒冷逮着个空子，猛地掏空掩藏在身体最深处的温暖。四肢又沉又硬，唯一的柔软和温暖只在胸腔里。我偎在蜂鸣器般颤动不已的引擎盖子上，蜷着腿，尽量把身子缩成最小程度的一团，眼观鼻，鼻观心，默念剩余的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忍受。这时，眼睛一瞟，看到旁边坐着的老头身上披的羊皮大衣垂下来一角。大喜，立刻捞过来盖在腿上。皮大衣这东西真好，又沉重又不透风，很快，上半身和下半身出现了温差。我袖着手，缩着脖子，继续默念剩余的时间。

    可是，车到可可托海，那件救命大衣就要跟着老头下车了。可我还没反应过来，拽着大衣一角，不愿意放手。那老头扯着另一头，同情地看着我。我又拽了两下，才绝望地放弃。

    温暖新鲜的双腿全部暴露在冷空气中，可以听到坚硬的冷空气大口大口吸吮这温暖时发出的“吱啦啦……”的声音。上半身和下半身的温差立刻调了个个儿。又因为上半身已经麻木不仁，而下半身刚刚进入寒冷中，还敏感得很，也就更痛苦了……可可托海是新疆的寒极，据说也是中国的寒极。在八十年代有过零下五十一点五度的纪录，而寻常的冬天里，三九天降到零下四十度则是经常的事。

    幸好只痛苦了十几分钟，马上出现转机。车还没开出可可托海著名的林荫道，就有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在路边等车，车门一开，涌上来一群小家伙。我眼明手快，逮着个最胖的，一把捞过来抱在膝盖上，沉甸甸的温暖猛地严严实实罩了上来。他的母亲还拼命向我道谢。

    冬天太冷了，夏天又太热了。坐车去桥头，从来没有过舒服的日子。

    夏天仍经常坐引擎盖子，盖子非常烫。幸好我不怕烫。还觉得越烫越能防晕车。只是多了件义务：每过一段时间，就得帮司机把盖子掀开，往滚烫的机器上浇点水，使之降温。

    车开得非常之慢，那是一种很有问题的慢。司机如履薄冰，似乎稍微提点速车就会爆炸似的。

    冬天的话，车玻璃上结了厚厚的冰霜，一点也看不到外面的情形。车慢些也就无所谓，反正到头来总会到地方。夏天就不一样了，毕竟有了对比，其“慢”的状态如勒索一般分分秒秒地在意识的玻璃表层刮啊、抠啊，用钉子尖不停地“吱吱扭扭”划着……太折磨人了！坐在车上，数着路边的青草叶子，和路边行人长久地对视，剥一颗糖扔给路边的狗并看着它心满意足地嚼完……天啦，慢得令人神经衰弱。坐在窗边，外面风景慢条斯理地退却，简直想从窗户跳出去，干脆跟着车一同缓步前行。

    而这一路上又没有像样的公路（从桥头到可可托海全是凸凹不平的自然土路，从可可托海到县城则是年代久远、千疮百孔、满是翻浆地面的柏油路。还断毁了好几处，得下了路基远远绕过去），车厢左右摇晃。又由于车速过慢，这摇晃的幅度被无限拉展开来，像拉展开一截橡皮筋似的，长而紧绷绷的。我晕车，在“慢”中异常清晰地感觉着这种颠簸——根本就是刻骨铭心地感觉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