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国时的勋贵子弟和永乐靖难时的勋贵子弟在那时候在朝堂都有话语权，那时候在朝堂并不是文官独大，武将一样有地位，而且也不低，是可以和文官平起平坐的存在。

    而且这些开国勋贵和靖难时的勋贵子弟代表的就是武将集团，但是土木堡之变把那些勋贵子弟都葬送了，特别是那些在朝堂有话语权的勋贵子弟，关键是这一死就给蒙古人一窝端了，剩下的传人要不是那些年龄还小的就是一些没权力没才识的。

    才造成朝堂上逐渐给文官打压得永不翻身，要知道那些勋贵子弟都是朱元璋和朱棣时的有军事常识和有才华的老人后代，而且那些人因为立功多，地位也高，在朝堂上说话也硬气

    成国公朱能是“靖难”武臣之首，朱棣藩封燕王时，与张玉共为王府指挥使，自东昌之役中张玉阵亡以来，朱能一直是朱棣的头号股肱之臣。朱勇为朱能子。

    张玉死于靖难中，朱棣即位后称其为靖难第一功臣。长子张辅册封为英国公，世袭罔替。曾率数万军队平定安南叛乱，功勋彪炳。土木堡事变中死于乱军。

    张、朱两门，自永乐以来，深受皇室信任，又有其他靖难功臣子弟，互相联姻，尽掌都督府，而此时“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兵部掌兵政，而军旅征伐则归五军都督府”，文官根本不掌军事，正统（明英宗年号）后，勋贵散尽，则兵权归于兵部文官之手（类似现代国防部，兵部堂官均为文职），五军都督府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

    他们那些勋贵子弟可都是家景富实的人，子孙都是要读书的。他们一死武将集团就跨了，这些也是后面造成文官独大的一个重大原因。

    当然文官独大也有明朝的政策问题，但不可否认，勋贵子弟的集体死亡给文官做大留了个大空子，造成朝堂没有有地位和才学的武将领导武将集团抗衡文官，有才识的没地位，有地位的没才识，而且文官也不是什么武将都可以抗衡的，那些开国和靖难时的勋贵地位够高，所以才可以和文官抗衡，别的武将就算有才学也轮不到他说话，因为他们没这身份。

    就是因为土木堡，明军的军事人才几乎彻底覆灭。

    皇帝直辖的中央军队（三大营，神机营、三千营、五千营被歼。从军力分析的角度讲，明三大营算当时全世界最精锐的军队，拥有大规模的火器，最优秀的冷热配合，还有最精锐的蒙古雇用骑兵）成了猪圈里的猪，九边地方戍守军队实力上升，武举不振，都是文官作祟所致。

    一旦，武举兴盛武将集团必将人才辈出。能学习军事知识，练习战场技术的，训练军队的人才，一般都是军事世家子弟。这是因为这个军事学习的成本高昂，不是普通士子家庭能承担的起的。

    书香门第世家由于起家和家风以及传承，绝不会放弃自己长项去和军事世家子弟去竞争。既然，我不能和你在校军场同台竞技，那就在制度上让你没前途，让你投入和收获成反比。最终，文官集团通过在制度上做手脚彻底战胜了武将集团。

    所以土木堡之变勋贵子弟的大量死亡和流失，造成没人可以代表武将集团在朝堂说话，造成明中后期武将地位低下和给文官压着欺负的重要转折点

    1。明朝永乐时期，置天津及通州左卫仓，且设北京三十七卫仓。益令天下府县多设仓储，预备仓之在四乡者移置城内。

    而且从北京到宣府一路，就有七个大型粮仓，分别是，新开口堡仓、张家口堡仓、西阳河堡仓、万全右卫仓、万全左卫仓、渡口堡仓、李信屯堡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

    但是在北伐期间，七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六天时间，便将七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反差之大耐人寻味

    2。

    明军六师从大同往怀来走的一路上，蒙古人尾随追击，为什么这一路驻扎的明军，比如大同的郭登、宣府的杨洪，都没有出来阻挡，而是眼睁睁看着蒙古军队追着皇帝打，不救皇帝，是什么罪，他们不清楚？最奇怪的是，郭登、杨洪等人事后不但没事，反而加官进爵了？这是怎么回事？

    土木堡之变明显没那么简单，因为土木堡的点已经在长城以内很远了，而且距离军事重镇宣府很近，但是明军既没有得到瓦剌骑兵主力靠近的信息，也没有得到宣府方面的援助，明军受困土木堡的关键时刻，正镇兵于宣府的总兵杨洪却下令封城闭门，拖延了十五日后才出兵收拾残局。明宣府重兵未损，时间、距离均充裕，为何不出动夹击瓦剌军呢？

    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为各边之冠，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战马一万余匹，火器充裕（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

    而杨洪手握重兵，却眼看敌军追击自己的皇帝而不救，这是什么行为？

    杨洪出兵救驾，成，就是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