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依然没有得到崇祯的死亡消息。

    4月初十，京营将领李昌期逃到了淮安，驻防此地的巡抚路振飞才正式得到崇祯大行的消息。2天后，这一噩耗传到了南京。南京官员不敢擅自发表这样重大的消息，于是密不外宣，派人前往北方核实。

    4月25日，派往北方打听崇祯下落的使者回报，崇祯确实已经身亡，史可法这才同南京诸大臣商议，如何为大行皇帝发丧并宣布这一噩耗。

    而在25日之前，江南地区依旧还是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哪怕是去年的南方旱灾都没有给繁华的江南地区留下什么痕迹，老百姓的日子还是过的下去。

    各地乡绅依然悠闲的在家举办诗词聚会，或是邀请梨园戏班唱戏，还有人则趁着去年灾情人工廉价，忙着修筑园子。

    不过这种悠闲的日子，在25日之后终于一去不复返了。25日先是南京城内居民知道了京城已经沦陷的消息，大家开始惶惶不安，有些读书人收到消息时还在梨园看戏，等到他们回到寓所进一步打听消息的时候，街头又开始挂起了白布，一个更大的噩耗传了出来，皇帝殉国了。

    噩耗很快就从南京向江南乡间流传了出去，只是南都诸位大臣此时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安抚民心上，使得乡间出现了各种谣言，或有贼军已经抵达长江北岸，或有太子已经南下，或有南京诸大臣已经准备投顺新朝等传言。

    江南乡间一时大乱，不仅城中的居民开始到乡间避难，这一地区的米价和银价也开始暴涨，布匹、丝绸、铜钱价值开始下跌，社会经济也开始混乱了起来。

    那么南都诸位大臣此时不把心思放在安抚民心，编练军队北上为崇祯帝复仇，他们究竟在忙什么呢？答案是在争夺定策之功。实际上，在4月12日南京接到崇祯皇帝殉国的消息之后，南都诸大臣和江北得到消息的封疆大臣，就已经开始讨论谁来继承大明皇帝的事宜了。

    和前面的王朝末世相比，大明其实条件要好的多，不仅江淮以南大多还在大明统治下，南京还有一套备用中央政府的班子。只要决定了谁继承崇祯的皇位，南京这套备用体制就能运转起来，成为新的中央政府。

    大明缺继承王位的宗藩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早在三月以前，北方各宗藩已经弃藩南奔，三月初四就直奔淮安而来。三月二十一日，开封的周王、卫辉的潞王、汝宁的崇王和无处可去的福王，都已经出现在了淮安。

    也就是说，光是距离南京最近的宗藩就有了四位，其中还有一位是和崇祯皇帝最近的福王。此时南都诸大臣想要选一位宗藩继承大明帝位并不难，至于北京城内的崇祯血脉，诸位大臣都已经默认他们已经殉难了。就算没死，落在了闯贼手里，他们也不能受其要挟啊。所以，只能另立新君。

    但就在这个时候，南京臣内的大臣们开始混乱了。出身东林党的史可法此时是南京兵部尚书，掌握着南京的军权，而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钱谦益这些东林党人又掌握着南都的舆论，可以说此时史可法若是独断，不管立谁都是可行的。

    但是，史可法并不是什么有决断力的人，在这个时候他犹豫了。此时有资格讨论皇帝继承权力的，其实有三股力量，淮安的路振飞、凤阳的马士英和南京城的后备六部。

    路振飞是亲东林党的，但他不是东林党。事实上他想要拥立某个宗藩是最简单的事，因为北方南下四宗藩都在他的地盘上，而他手中还拥有着一二十万军队。淮安又位于南北要冲，北方过来的消息他都是最先知道的，当日他要是不把京城沦陷、皇帝殉国的消息南传，直接带兵拥戴某个宗藩南下，南京这帮大臣也只能捏着鼻子接受。

    但路振飞也对亲近的人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有劝某随去南京扶立者，此时某一动则淮、扬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让与南国元勋居之，必待南都议定。不然，我奉王入而彼不纳，必且互争，自不待闯贼至而自相残，败事矣。”

    虽有决断之能，但是碍于大局，路振飞还是选择了不参与定策之议。但是他还是给史可法写了一封书信，告诫他，“议贤则乱，议亲则一。”

    只是史可法和东林诸党人实在是难以接受福王登基，因为在几十年前，他们就是用议贤的名义把泰昌帝送上了帝位，把老福王送去了洛阳。这个时候又要用议亲来支持福王上位，先不说福王登基后会不会和他们清算旧账，光是两代帝位定策过程中的出尔反尔，也要把东林党人所坚持的正义给打没了。

    但是，距离南京最近的四位宗藩，福王尚可以亲论，其他诸藩没有谁听说过有贤名。在崇祯治下，也没有那个大臣敢出面鼓吹某个宗藩是贤王的。于是从接到崇祯殉国消息，到核实这一消息的十三天内，南京始终没能得出一个结论来。

    公论是议亲，迎福王，但是史可法等人不同意。可东林党人内部之间也没想好要迎谁当皇帝，史可法甚至不得不提出了远在桂林的惠王作为人选。万历皇帝血脉，除了殉国的崇祯帝，被张献忠抓住的瑞王，淮安的福王，就剩下桂林的惠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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