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礼、方允昌、白邦政也都感到徐州城似乎成了汪洋中的一艘海船，

    出了徐州城就不是大顺的地盘了。

    就在这个时候,五月十七日又传来了身后济宁生乱的消息,更是让武愫等大顺官佐感到了焦虑不安。董学礼、方允昌等人觉得徐州已不可守，应当放弃此地退回北方，白邦政则认为主上的命令很明确，要求他们保住

    徐州城，因此不可放弃徐州跑路。

    由于附近的大顺官兵都缩回了徐州，徐州城内的军队并不都是董学礼的部下，因此他也不敢自行撤离，只能在几位同僚面前反复重申道:“归永参将丁启光、丁启胤、丁承烈在徐州西面聚兵，金声桓、刘世昌占进占徐州东南方的宿迁，现在北面的济宁又作乱了，徐州实已成为了一座孤城。我军若是还在此逗留不去，恐怕就要被南军合围了。”

    白邦政则继续坚持道:“主上已经说过，我军只要坚守徐州不失，大军南下就有了一个落脚点，若是放弃徐州而走，主上南下又该在何处落脚?更何况，守着徐州

    城,我军还有几分士气，若是出城北走，过黄河前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到时被南军一冲，士兵们就都散去

    了，我们难道还要投降南京吗?”

    虽然董学礼并不觉得投降南京有什么为难的，但是看着在座同僚的脸色他终究没敢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最

    终徐淮防御使武愫发话，决定先派出人马调查济宁作乱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能否补救，另外再越过济宁向北面的大军求援。

    董学礼虽然觉得这是浪费时间，但还是只能接受，准备再观望一下形势。当然，此时徐州城内的大顺官吏们并不清楚，南面的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了进入南京，马士英调动凤阳驻军过江，并扶持朱由崧正式即位，为了拉拢四镇，马士英又把江北防线给拆了，将稳定淮安的路振飞、王燮罢免或调任了。

    因此，现在的徐州城看起来变成了一座孤城，但是城外隐隐一体的明军和乡绅武装也失去了主心骨，开始混乱起来了。

    至于济宁城这边，临清和济宁是山东运河段上的两大商业重镇，而济宁却又比临清幸运的多，因为在崇祯

    十五年到十六年清军破关肆虐山东时,济丁城寸任」同军的进攻,因此没有被清军劫掠过，算定保住了一o

    而济宁城之所以能够守住，因为济宁城同时还是一

    座军事重镇，这里是孙元化铸炮的工场之一，因此济丁城头的火炮比其他城市要多的多，这座和天津卫城面积相当的城市有着1240门大小火炮，其中红夷大炮就有40

    门。

    虽然在吴桥兵变之后，孔有德、联仲明寺新牛报，导致孙元化主导的军队改革失败，济宁城的火炮工场裁撤大半。但是这件事过去还不到10年，城内还是有着不少了解新军编制的乡绅，比如任育民、郑与侨等人。

    作为运河上的商业重镇,济宁城的物资钱粮并不缺乏，在当地乡绅的组织下，清兵自然也就难以攻下这座小却火力猛烈的城市了。

    不过在得知北京被大顺攻下后,济宁城内的官绅却不想抵抗了，他们开城迎接了代表大顺的郭升所部进驻，以表示了对于新朝的顺服。但是在大明灭亡前，南方有40万两金花银存于济宁城，这笔属于大明皇帝的财产被地方官绅给瓜分了，郭升要求他们交出来，并对一些济宁本地的土豪劣绅进行了追赃，共计得银48万两。

    大顺军的行动让济宁的官绅感到了不满，认为自己的投献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回报，这大顺朝还不如大明朝。但这个时候济宁官绅还只是抱怨，之后方元昌于五月初五抵达济宁开始了第二波追赃，方元昌走后五月初十张问行来了，又准备接手方元昌的追赃工作，此时李自成从山海关撤退的消息已经传至济宁。

    虽然大顺政府说顺军从山海关撤离并未与三桂等交战，但是吴三桂则以白广恩部的投降，吹嘘在山海关前大败顺军，后者的说辞显然更让人觉得可信。

    于是五月十一日晚上，济宁城内的官绅联合了九营乡兵发动了暴动，张问行、傅龙等被杀，城中官绅选出原来的明朝官员潘士良、李允和、杨朴等担任领导，城头又插上了大明的旗帜。

    但是这一次的济宁暴动其实存在着相当大的隐患，因为大顺军虽然拷掠官绅，但是却没有侵犯贫民的利益，因此一些乡绅拒绝参加这一暴动行动。其中就包括颇有人望的郑与侨，这位即不肯领头签署降表迎接大顺官吏，此时也不愿意加入暴乱中去。

    他虽然觉得大顺军追赃助饷的政策是暴虐之举，但是他也不支持那些投降了大顺的官绅又因为大顺的追赃政策而反叛，这种暴动他认为是不义的，这不是为了大明，而是为了一己之私。

    至于另一位本地有名望的绅士任育民，去年上京考试，眼下正被扣在大顺军中。任育民、郑与侨这两位最的本地百姓人心的乡绅没有参与暴动，如潘士良、李允和、杨朴等官绅只是在士绅中颇具清望，并无实际理事的才能，于是在济宁暴动之后，济宁官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