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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兵团来电话找我们都是王蕴瑞参谋长，这次却是王近山亲自打电话。”吴安良回忆道，“王近山派我们去四十五师，就是要了解前边的真实情况，以便定下决心，指挥作战。他问我，敌人的意图与我们原判断是否相符？我把我的看法向他做了汇报。我说，看来敌人的主攻方向在上甘岭无疑……他问我前线部队情况，我据实告他，四十五师伤亡相当大，拼得厉害，师预备队已经用上了，后续力量单薄。王近山知道这些情况后，才考虑用十二军做战役预备队。”

    在德山岘四十五师指挥部，上上下下一派紧张气氛。连日以来，崔建功索性把床搬到作战值班室，亲自守着几台电话，不停地吸烟，思考着退敌良策。但是，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几天来的战况几乎是一次次的重复：白天敌人以猛烈的炮火准备后，疯狂进攻，占领阵地；夜晚，我方组织战术反击，恢复表面阵地，替换退守坑道的部从……所不同的只是每天要打掉两个新上阵的连队。

    连续几昼夜的反复拉锯般的阵地争夺战，迅速地消耗着部队的有生力量，使四十五师陷入极度困境。崔建功回忆道：“打到十六七号以后，前边没兵了……我给秦基伟打电话说：我可以守，再攻就攻不动了……当时，我只剩六个机动连队了，其他逐步投入的十五个连队都打残了，最少的只剩下几个人。我给下了死命令，各团、营再用兵，应以排为单位，超过一个排的兵力必须报我批准。不这么干，仗就打不起了。”

    崔建功开始控制用兵了，但似乎晚了些。从开始的冲动中冷静下来，是连日巨大牺牲换来的教训。“军长秦基伟同意我控制用兵，又把军特务连、警卫连抽上来补充我们。想方设法给我们增加力量……那时候，我真知道了战斗力的宝贵，没兵还打什么仗？”一三四团团长刘占华对敌人炮火的厉害印象很深：“那炮火真他妈凶，百十发炮弹往山头上一落，咱上去人要多，一排炮就给拍在那儿了！敌人的炮弹引信有控制，炮弹打过来后，有的落地炸，有的钻土里炸，还有的空中炸……后来，为避免敌人炮弹杀伤，团指挥所也进了坑道……”打到后来，四十五师连师部勤杂人员都拿上去了，但是，对女同志依然特殊保护。崔建功专门下命令：女同志不能上前线！“师里文工团的女同志，还有女卫生员，我都没让上去。我自己的警卫员倒非要上去，走到半路，又让下边人给截回来了，说应该留在师里保护师长。”崔建功想起当年的惨况直摇头。

    自然而然，在这种危急关口，是否退守二线阵地的问题提了出来。当然，下边没人敢提，“既然上级让你守，你就不能提那个退守。”一三五团团长张信元说：“秦军长一开始的指导思想就是不能退……后来，军里有退的意思了，张蕴钰参谋长打来电话，问能不能守后边的阵地，他指的是五圣山下边的菊亭岘。我说，那更不行，最有利的阵地不能丢，守二线阵地还不如在前边守，再说后边也没工事，没什么准备，要是二线再被敌人攻破，那敌人就更疯狂了……”

    退不能退，守又没有足够的兵力。四十五师的首长和十五军的首长进退维谷。到十月十八日，敌人又各以一个团的兵力，向两个高地轮番猛攻，死战一天。四十五师前沿防守部队终因伤亡过重，退守坑道。这是上甘岭的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

    情况迅速报到三兵团。三兵团作战参谋王灿章回忆道，在上甘岭战况最严重的时候，四十五师连勤杂人员都拿上去了。秦基伟来电话，反映打得艰苦，伤亡太大。“王近山脾气上来了，在电话里告诉秦基伟：你今晚上一定给我把两个山头夺回来，夺不回来你干脆回家放羊去！”

    上级不容置疑的决心常常从这种毫不留情的斥责中显示出来。十分钟后，秦基伟又把同样的电话打到崔建功的指挥所：“告诉你崔建功，你要是夺不回阵地，你就别回来见我！”

    崔建功再不能向某一个团长打类似的电话了，因为此时全师只剩下六个完整的连队了。十九日晚上，他召集了一次作战会议。在会上，崔建功下了决心：“打吧，打剩下一个营，我当营长；剩一个连，我当连长。”

    崔建功终于把一直亲自掌握没舍得动用的最后六个连队拿上去了。但他还是留了一个连队做机动，其他五个连队全部投入反击。

    这天夜里，斑斑血迹又一次浸泡着被炮火犁松的两个高地。

    “进攻开始前，照例是炮火准备，”师作战科长宋新安回忆说，“那天还不错，调上两个火箭炮营——就是苏联的‘喀秋莎’，两个营一次齐放，跟着就是上百门大炮急袭十五分钟。”但尽管如此，许多敌人的火力点还是没能摧毁，给攻击部队造成极大困难。

    一三四团四连在攻击五九七点九高地的二号阵地时，遇到被炸毁的敌人一个火力点又突然“复活”了。一方的“复活”便意味着另一方的死亡。十分钟之内，四连的连长、副连长和副指导员一个跟着一个倒下，这等于该连的领导一次性报销了。这时，“多亏一个名叫马志德的班长带着伤炸了敌人这个火力点，部队才占领了二号阵地。”接着又向八号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