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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陶园林搞不清副班长的意图，一边往回撤，一边还嘟囊着：“敌人快上来了，为啥要进洞？”可是，十几秒钟之后，他的疑问就得到了解答。

    原来，蔡兴海敏感地意识到，“敌人是在使用炮火假延伸的办法来诱骗我们的步兵出洞，然后再以炮火突然杀伤，所以，敌人的步兵才卧在两百米之外不急着向上攻。”

    果然，还没等他们完全撤进小坑道里，外面炮又来了。据陶园林说，这次的排炮，“来得更猛烈，轰了有十几分钟，我们在洞子里被震得直摇晃……”

    炮火再次延伸后，陶园林又出去观察，却不料他刚出洞几步，就大喊起来：“副班长，敌人上来了，左边还有几挺轻机枪！”

    副班长蔡兴海听到陶园林的喊声，立刻带领几个战士从坑道里冲出，各自找到弹坑做掩体，进入战斗位置。这时，老兵况厚胜向敌人投了一枚手榴弹，用手榴弹的爆炸声通知左侧石崖下的班长：敌人上来了。

    激战开始了。

    陶园林“看见美国兵抱着卡宾枪，半猫腰看着我，连他们的胡子我都看清了，我一扣扳机，冲锋枪哒哒响了……可只打出一梭子，后来卡壳了，我估计可能是阵地上灰尘太大，枪机里进了沙土的缘故。没办法，我扔了冲锋枪，朝敌人扔开了手榴弹……”

    敌人进攻人数很多，“一排一排的，一大片，也搞不清多少。山坡土很松，敌人走不快，我们一打，敌人就叫着后退，马上又被后边督战的给赶上来，后边有摆小旗督战的……”

    新战士安文成朝敌人投了几个手榴弹，兴奋地叫喊起来：“我打倒了几个，我打倒了几个！”副班长蔡兴海说，“他当时那个高兴劲儿就好比第一次打猎打着了几只兔子一样。我骂了他一句：你叫个屁！敌人还多呢，快打吧！他一高兴却忘了危险，从弹坑里站起来朝敌人扔手榴弹，一下子被一梭子卡宾枪子弹打中了右膀，搞得他很后悔，因为他右膀负了伤，只能用左臂扔手榴弹，可左臂扔得不远，还投不准，幸亏敌人离得近，人又多，才使他用左手投出的手榴弹没怎么浪费……”

    蔡兴海自己也处于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中，他扔向敌人的第一颗手榴弹，“由于用力过猛，加上居高临下，扔到一群敌人的屁股后面爆炸了”，这一来，反而赶着敌人往上跑。蔡兴海“马上又改投了一颗大手榴弹，正好在敌群中爆炸，敌人一下倒了好几个，有的是被炸死炸伤，有的是慌着爬上找弹坑隐蔽”。

    况厚胜看到敌人离他只有十几步远了，而且“挤成一个蛋”，就拉响一根爆破筒朝人群里扔过去，“那家伙威力更大，声音也响，炸得敌人横七竖八倒下一片。”

    激战中，大伙儿情不自禁地叫喊着。有的喊：“又炸死两个！又炸死两个！”有的喊：“快打呀，立功的时候到了。”有的喊：“我让你上，我让你上，上来就别活着回去！”有的扔一颗手榴弹骂一句：“他娘的！”又扔一颗又骂一句：“狗日的！”作战中的这种叫喊呼应，被战友们相互听到后，起到一种相互提气、壮胆的作用，因而“越杀越性起”。敌人每一次进攻，都在四班阵地前丢下十几具尸体；可是不久，在又一次炮轰过后，敌人又一次重复进攻……一直激战到中午，战斗才暂停。

    停下来以后，时间过得更慢，更让人难熬。正午的太阳暖烘烘地照着洞口，洞里人多，气温高，一个个满身出汗，口干舌燥。伤员更是痛苦。蔡兴海记得，腹部负伤的韩道存躺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喊叫着：“你们赶快想办法，给我找点水，我口干得受不了了，受不了了……”那时，大家谁也没办法，蔡兴海觉得“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幸好蔡兴海想起挂包里还有半盒牙膏精，便去身后摸挂包，这才发现“挂包被子弹穿了两个洞，相距只有一寸”。而老兵况厚胜更悬，他正把冲锋枪夹在腿里，向敌人投弹时，“一块炮弹片飞来正好打在冲锋枪子弹夹上，把子弹夹硬给切断了，要不是他把冲锋枪正好夹在腿里，那他肚子肯定给开了膛了。”

    蔡兴海把挂包里找出的“碗底大的半盒牙膏精”，给伤员和其他战友每人含一点在嘴里，麻酥酥的，像薄荷一样清凉，使口中干燥稍有缓解。

    下午三四点，敌人又开始进攻了。四班依托着小坑道，继续战斗着。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在连队其他阵地上，同样遇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

    据指导员刘怀珍回忆，当时连里“只剩下两个班的预备队了”，偏偏这时联络中断，八连与营、团指挥所都失去了联络。敌人快冲上三号阵地了，刘怀珍和连长“让三排九班上去”，九班上去后，正和敌人打得来劲呢，“炮兵观察所观察错了，以为是敌人冲上来占领阵地了，一下发来两排榴弹炮，把我九班一个班给干掉了，只剩下三四个人。”刘怀珍和连长急得跳脚直骂娘，电话又联络不上，步谈机也炸坏了，刘怀珍便让三个实习排副徒步跑回去，报告情况。为什么让三个人去呢？刘怀珍说，“很简单，防备有人炸死呀，去三个人，炸死两个，剩一个也要把情况通知到。”

    三个实习排副完成了这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