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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反击作战前，用部队的行话说，照例要进行一番“炮火清扫”，或者叫做炮火准备。当时，对十一号阵地的“大扫除”搞得相当不错。九连副连长王西耕指挥营属无后坐力炮两门，用弹一百二十发，从早晨七点到下午三点，以一个白天将敌阵地左侧二十四个地堡和火力点全部摧毁。同时又以六○炮四门，用弹两百发在坑道口外五米处断续发射，破坏了敌前沿的三道铁丝网和三个发射点。还用九○火箭筒摧毁了进攻道路上的一个机枪工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纵深炮火提前一天摧毁了敌人的弹药堆集场，使其燃烧、爆炸了好几个小时。”

    最艰苦的还是步兵。在攻击前，九连战士们在坑道里憋了两天两夜。甄申回忆道：“坑道里，有八十具烈士遗体占据了通道三分之一，我们就靠在这些尸体旁休息……”

    更让甄申于心不忍的是，反击作战前，“没能够让战士们饱餐一顿。”按部队的惯例，打仗前，总要想方设法搞来尽可能丰盛的食物，让战士们大会餐，“大碗酒、大盘肉，都管够，谁知道吃了这顿还有没有下顿呢？完全有可能是最后一顿饭。”九十一团的几个连队在上阵地前都搞了大会餐。八连四班的况厚胜“一口气儿吃了五碗猪肉炖萝卜块，那油汪汪的猪肉块子，吃了真禁饿。”九连一位名叫刘风和的机枪手说：“没料到打仗前会餐吃到了辣子鸡块，还有肉包子，我吃了八个……”

    遗憾的是，甄申他们那次没有搞成会餐。不但没有丰盛的会餐，甚至由于“敌人炮火的封锁，水和食物送不上来，许多送水的同志牺牲在路上，使得战士们两天没有喝上水、一天没有吃上饭。”甄申说，“一想起那次战斗牺牲的战士，我老觉着欠着他们的，连顿饱饭也没吃上，就毫无怨言地冲锋陷阵去了。”

    然而，更让甄申遗憾的事还在后面：进攻发起前，突击排爬出坑道时，五班一个战士不慎撞了携带的手雷引信，一枚威力很大的苏制手雷爆炸，把一个五班炸得非死即伤，把连长也炸伤了。甄申只得“从被炸的战士尸体和伤员中爬出坑道，遂即宣布由二排长傅作仁代理连长，并命令三排和二排一齐投入战斗”。

    在随后的攻击和防守战斗中，第一线的士兵和基层的指挥员突然变得异乎寻常地重要。当这些士兵们躲避着炮弹片和如雨的枪弹一尺一尺地爬上阵地攻击敌人时，当他们处于生死的临界点上，面对如潮的攻势而拼死守卫阵地时，任何高级指挥员在这场战役中的部署和战术指导都黯然失色。士兵们在用宝贵的生命实践着上级指挥员对这场战争的英明部署和天才指挥。面对如此慷慨赴死的战士，哪一个指挥员能不涕泣长叹：他们无愧是最可爱的人！

    在甄申指挥的攻击并防守十一号阵地的厮杀中，“九连打光了”，数以百计的最可爱的人弃尸于弹丸之地。

    攻击开始不久，副班长燕世宏就看见本班的战士廖世忠的一只手“被炮弹片齐齐地削去了五个手指”，另外还有七个战士负伤，这些伤员已占了全班人数的绝大部分。因此，伤员已不可能下火线。伤员都下了火线，就没有人不可以继续作战了。事实正是如此，燕世宏率领着这些受伤的战士，一直战斗到最后。

    进攻战斗非常迅速。燕世宏冲上敌阵时，“发现一个地堡里有三个敌人，还在抽烟”，燕世宏从地堡后门扔进一颗手榴弹，“炸死一个，活捉两个。”爆破班的班长魏文章和战士彭玉龙看见地堡外躺着两具敌人的死尸，就上去捡卡宾枪，却“发现两具死尸是活的”。

    进攻战斗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天黑以后，联络一度中断，甄申带着通信员白崇云，“向十一号阵地摸去”，他看到战士押下两个俘虏，就把其中的一个“抓住脖子，塞到坑道里，审问他，让他用笔写他部队的番号，才知道他是伪二师三十一团的，刚从济州岛调来”。

    那时候，甄申丝毫没有感到轻松。阵地虽然攻下来了，但能不能守住还难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残酷的战斗要等天亮后敌人进攻时才开始。那一夜，他让九连组织抢运弹药和馒头、水，收集敌人丢弃的手榴弹，而且，“整整挖了一夜工事”。

    黎明时分，敌人开始炮击十一号阵地。炮弹如暴风骤雨压向小小的阵地。守卫在阵地最前沿的是九班副班长杨国良和战士石玉堂、陈宗才。炮击过后，敌人开始进攻。杨国良在班长周平的提醒下，把敌人放到二十米以内的距离才开火，一连击退敌人两次冲锋。在敌人发起第四次进攻时，石玉堂被子弹击中；第五次进攻时，陈宗才“突然扑倒在地，腿上的动脉被炮弹皮割破，血如泉涌”。这时，九班长周平让战士高良伦来前沿战斗小组熟悉地形，准备必要时支援杨国良小组。

    就在高良伦从前沿小组熟悉地形返回后，敌人又开始向前沿阵地进攻。高良伦看见“敌人晃动的钢盔渐渐接近了阵地”，而前沿阵地上只剩下一个杨国良，却要“面对一个排敌人的围攻”。高良伦和机枪手辛家才拼命向敌人射击，以火力援助杨国良。但是突然间“一排炮弹落下来，机枪不响了，机枪手辛家才躺在血泊里”。高良伦端起机枪“正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