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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就在那天晚上，李全贵带着一个参谋，跳上师里派来的敞篷吉普，借着敌机投下的照明弹的光亮赶到德山岘师指挥所后，三十一师政委刘瑄（当时该师师长赵蓝田已奉调六十军任副军长，而新任师长吴尚忠尚未到任）立刻向他下达作战命令：“现在上甘岭五九七点九高地由九十一团坚守数日，已经基本巩固。把你们九十二团调过来，任务是反击占领上甘岭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敌人，坚决夺回并守住这个阵地。”

    接着，副师长李长林又指示李全贵，要他先去四十五师一三三团了解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作战情况，部队的行动则由师指挥所通知。并告诉他，十一月十一日以前要完成一切战斗准备。

    在师部受领任务后，李全贵和杨参谋便由师部通信员带路，直奔一三三团指挥所——上所里北山。一路上，李全贵不住地催促通信员，而他心里更是焦急：“那天夜里是八号，天一亮就是九号了，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攻击出发地开进，最快也要十号才能到达，那么十号到达，十一号就要发起攻击，只有两天的准备时间……实在太紧张了！”

    副团长姚履范当时正和团政委孙坚、政治处主任赵春晓一起在三兵团政治部参加集训班，也是突然接到回团参加作战的通知的。姚履范记得：“十一月七日下午，集训班领导通知我们，九十二团要打仗了，兵团首长决定今天晚饭后派车送你们回部队。天还没黑透，我们就乘车出发。起初，车子开得很快，越接近前线，炮声越紧，有时炮弹就在附近爆炸，汽车要绕过弹坑或躲避炮弹，速度就慢了下来，我们坐在车上东摇西晃，前俯后仰，心里都很急。”

    姚履范他们几人赶到德山岘师指挥所已是深夜了。当姚履范他们走进指挥所的坑道后，看见“在昏暗的烛光下，我们师的刘瑄政委、李长林副师长、林有声参谋长、李宝奇主任，还有作战科长枫亭正围着摊开在几个炮弹箱子上的地图研究情况。看见我们进来，刘瑄政委马上对我们说：部队要执行任务了，你们回来得正好。孙坚同志马上回团，领导部队进行战斗准备；姚履范和赵春晓同志去五圣山九十一团指挥所了解情况，准备接替九十一团担任五九七点九高地的防御。”

    姚履范和赵春晓按照刘瑄政委的指示，连夜赶赴五圣山九十一团指挥所，准备接替该团担任五九七点九高地的防御，但是“十一月八日晚上，我们又接到师首长命令：九十一团已经稳定地控制了五九七点九高地，九十二团不再担任九十一团的预备队，而改为担任收复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任务……事后，我才知道，敌人已经停止了对五九七点九高地的进攻，所以，斗争的焦点已转移到收复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了。”

    九日晚上，姚履范和赵春晓赶到上所里北山团指挥所参加作战会议，会议确定十一日十八时发起反击作战，并分工姚履范在前沿开设团前进指挥所并负责指挥。

    十一月十日上午，姚履范组织各突击分队的干部进行现场勘察，研究打法。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敌人已占领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表面阵地许多天，形成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而我团各营连刚刚进入待机地域，十一日就发起战斗太仓促，连看地形都来不及，建议上级把时间推迟两天。但是，我们的意见没被批准，原因主要是因为接替一三三团防守阵地的八十七团的部队在坑道里被困得太久，已经弹尽粮绝……”

    对于九十二团反击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之仓促，三十一师作战科科长枫亭也颇有同感。他说：“九十二团先是在四十四师那边，后又拉到五圣山北侧作九十一团的预备队，之后又决定让九十二团反击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姚履范从兵团赶回来先接受任务；八号李全贵团长带人过来，从五九七点九高地那边过来，组织营连干部看地形……真正部队进入到出发位置、观察到敌人阵地的情况时已到十号晚上。准备工作只剩十一号一个白天，而十一号晚上就要反击。坑道里的情况，四十五师的介绍也不完全符合。他们介绍说，几个阵地上的坑道里都有人坚守，实际上并不准确，部队反击上去才知道，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几个阵地，真正还有人的，只是六号阵地和二号阵地的坑道里有人，其他阵地上并没有人。战前协商的办法是：我们九十二团的人反击上去，十五军的部队从坑道里出来，给我们带路打，因为我们部队来不及看地形，不熟悉阵地情况，可真正打起来，他们没出来什么人，完全是九十二团自己蒙上去打……对部队准备工作的仓促，连八十七团团长都直摇头，姚履范也提了意见，建议推迟进攻时间，可上边不接受这个意见，为什么？原因是坑道里的人不行了，不赶快打不行。为这事，十二军前指李德生副军长和四十五师崔建功师长谈了很长时间，可没谈通，十五军的意见必须提前反击，不能推迟，我们也只有如此……”

    九十二团团长李全贵的担忧更多，他直截了当地承认：“从我当时的认识看，觉得这个仗的把握不大，太仓促，通信分队都换不下来，只好用原八十七团留下的通信分队，可是自己团里的通信指挥，各方面都熟悉，好掌握，再说还有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