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黄义明定计伏缅王

    刘惠恕

    且说朱键深送赵凤英前往天目山寻仙果治伤别后十日，黄义明除留下第五军副将王佳兰任反壶关城尉守城外，自己已带领全军返好古城。而各城主、持法司长事先得到通知，已于该日相聚于好古城共议立邦大政。

    当日，黄义明在好古城城长议事厅与各城主、持法司长以及各军将领共议立邦大政。当务之急是毒鼠关、正壶关与反壶关初下，急需寻找贤者任各关城城长。好古城城长张万祺提议请其挚友、明代大儒王阳明（1472－1529年）第五代裔孙王朝阳任反壶关城长。原来此王朝阳为王阳明玄孙王业洵（第四代）之子。王业洵与刘宗周、黄宗羲、王毓蓍等人相善，曾共研王阳明心学巨著《传习录》。明亡，其子王朝阳流落贵州，仍在其先祖得道之龙场书院讲授《传习录》，提倡“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之学，要求学者做到“致其良知”，“知行合一”。黄义明道：王文成公乃大明功臣，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救世安民之略，非其平定宁王之乱，大明江山至武宗时已不保。其功高不赏，令人心痛，然退隐山林，讲学述志，不改初衷。其裔孙既能传其学，必是贤者。只是王朝阳先生现远在贵州，不知何人可请？张万祺道：此事包在我身上。黄义明道：好，反壶关城长已定。只是不知何人可当正壶关城主？

    劳康城长孙员外道：不妨请出陕西盩室李颙（1627—1705年）先生之侄李崇实来任正壶关城主。原来孙员外所说之李颙，乃明末大儒。其治学推崇王阳明心学，反对程朱理学，主张“悔过自新”，著有《四书反身录》一著。明亡，李颙因母丧，只参加了秘密反清活动。后康熙中，皇帝亲征博学鸿儒科，李颙以前朝遗民身份拒征，拔刀自刺、绝食抗旨得免。因此其学在当时以注重民族气节著称，开创了“关学”一脉，与浙江余姚黄宗羲、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为海内三大鸿儒。又与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统称为“关中三李”。而其侄李崇实治学，继承了其叔父学说中的民族精神，明亡，耻于仕清，流落于江心坡开私塾谋生。其学主张“明体适用”，所谓“明体”，即指人之道德修养，要精研程、朱、陆、王的心理之学，取舍其间，明道存心。所谓“适用”，即应学会经济实学，如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及外国水法等。而二者关系又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其谓：“明体而不适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明体便是霸儒”。黄义明听罢道：明道存心以为本，经世宰物以为用，好一个“明体适用”之学，江心坡屡经战乱，缺的就是这种精神，李崇实当为正壶关城主的不二人选。只是不知李崇实先生现隐何处，何人可请？孙员外道：李崇实现隐劳康城，此事包在我身上即可。黄义明道了一声：好！

    黄义明又问道：反壶关、正壶关城主已定，那么毒鼠关城主又由谁来担任呢？圭道城主程好义道：不妨请浙江余姚朱之瑜（1600—1682年）先生之孙朱淼生任城长。原来此朱之瑜（1600—1682年）与当时的黄宗羲（1610—1695年）、顾炎武（1613年—1682年）、方以智（1611—1671年）、王夫之（1619年-1692年）四人，并称明末清初中国五大学者之一，又与严子陵、王阳明、黄宗羲并称浙江“余姚四先贤”。朱之瑜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其祖父朱惠翁，曾三让皇恩不受。父朱正，皇帝诏赠光禄大夫未就任。兄启明，天启五年（1625年）中武进士，任职南京神武营总兵。崇祯十一年（1638年），朱之瑜以“文武全才第一”荐于礼部，却以“世道日坏、国是日非”、“官为钱得，政以贿成”，朝政紊乱，自己不能为流俗所容的理由放弃仕途，专注于学问。其学主张：“世俗之人以加官进禄为悦，贤人君子以得行其言为悦。言行，道自行也。”“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于一身之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明亡，朱之瑜参加了鲁王监国（朱以海）的抗清活动，曾两次浮海赴日本筹款。后又参加永历十五年（1661年）夏郑成功、张煌言北伐复瓜州、克镇江之役。后郑成功兵败南京，退往福建沿海，张煌言数年后被捕遇害，朱之瑜自知复明无望，誓死不剃发，“乃次蹈海全节之志”，学鲁仲连义不帝秦，再次东渡日本，永不回到故国了。他在日本以故乡“舜水”为号，以示不忘故土之情而被人们称为“舜水先生”。朱之瑜履日期间，在长崎、江户（东京）一带授徒讲学，开创了“水户学”派，对后来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过积极影响。朱之瑜死后，其在日本的学生德川光国整理其遗稿，于日本正德五年（1715年）刊行了《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朱之瑜定居日本后，于明亡十七年，写下了名著《中原阳九述略》总结明亡教训，指出明亡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腐败，所谓：“木必朽而后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其二是学术虚伪，明末科举制成了文人士子攫取个人功名的手段，“不知读书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