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华人群体在组织形式上的落后，所以赵学宁在崛起的过程中并不单单只是彰显自己的武德。

    他除了注意发挥自己武德充沛的优势之外，也在为整个南洋华人群体构建一个可以囊括进他们所有人的国族意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自己的集体生产组织形式。

    要搞组织，总要有组织纲领，要有能让大家都认同的组织核心精神，直接用血缘关系作为核心的宗族式组织只能团结少数人，他需要新的国族精神作为组织核心。

    由此，以国族意识为纽带，以集体生产形式为具体组织方法在他的努力下渐渐成为真实存在，成为了兰芳共和国建立起来的一个隐性纽带。

    最初尚且不显，兰芳共和国还是更像一個公司，组织形式还是公司的组织，面对错综复杂的南洋环境，主要还是靠着赵学宁个人的运筹帷幄和人脉经营在维持。

    但是共和国二年之后，就不是如此了。

    这一组织形式逐渐巩固了兰芳共和国的根基，开始展现威力，碾压了南洋地区各部族、小国的组织形式，并且也超越了公司性质的尼德兰东印度公司。

    它成功将整个南洋华人群体连接为一个全新的有主人翁意识和战斗力的集体，超越了传统的宗族式组织。

    所以在兰芳，赵学宁从来不讲宗族，更不愿意在官方讲宗族的概念，而是大讲特讲国族概念，现阶段兰芳所有的社会教育机构和宣传机构都在大力宣传国族思想。

    一国即一族，入我国则为我族人，国人当戮力同心，有难相帮，有福同享，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互帮互助，共创辉煌，以团结一致为荣，以阴谋内斗为耻。

    农庄建设的时候，他直接把各地人口打散重组，用物理方式隔离狭隘的宗族思想，用互帮互助的集体农庄的组织形式取代宗族模式。

    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是卓有成效的，原本互相之间还有隔阂的华人们在集体生产互帮互助的形式下逐渐融入到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中。

    他们也随之发生了精神层面的蜕变，从族人蜕变为了国民。

    社会层面的国族意识和集体意识植入之余，在军队层面，赵学宁则更进一步的宣扬起了军人使命、军人荣耀的概念。

    军人是整个国家的捍卫者，是所有国人的保护者，因此需要比一般的国人更加讲究团结和互帮互助，决不能阴谋内斗，必须要团结一致，一致对外。

    军人之间可以有内部的良性竞争，更高更快更强，可以互相竞技，举办各种比赛，但决不能有互相之间的严重对立。

    与此同时，军人掌握武器，拥有武力，比一般民众更有战斗力，所以军人的天职之一，就是保护平民不受伤害。

    无论遇到什么危险，天灾也好，人祸也罢，军人必须要第一时间挺身而出，挡在平民面前，为他们遮风挡雨。

    喊口号的同时，赵学宁也带着士兵们身体力行贯彻这一思想。

    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兰芳公司势力扩大以来，兰芳的控制地区多次发生过洪涝灾害、山体滑坡、台风等等的自然灾害，这也是南洋地区不可避免的天灾。

    正所谓天灾无情人有情，危难关头，正是彰显国家精神的时刻。

    所以每一次有相关灾害的时候，赵学宁总会带领士兵们冲在最前面，抢救灾民，保护他们的建设成果，将灾民们护送到安全的地方，并且从其他地区调集粮食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灾害过后，赵学宁又带领军队协助当地居民一同重建家园，重新修建房屋，重新平整土地，重新恢复农业生产等等。

    在这一过程中，本就来自民众的兰芳军队更深层次的与民众融合在了一起，水乳交融，不分彼此，产生了相当浓厚的朴素的互相信任的情感。

    民众的感谢与信任让军队产生了荣誉、责任意识，而军队的这种荣誉、责任意识也反过来让兰芳国民对军队和军人产生了极大的改观。

    宋以来【好男不当兵】的社会思想在一次次的灾害洗礼之中，于兰芳荡然无存，成为军人开始成为一件荣耀的、会被别人竖大拇指夸奖的事情。

    到兰芳共和国建立之后，各地区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即使赵学宁不在，当地驻军基本上都会有组织有预案的集体出动，且他们基本不携带兵器，只带着救灾工具和粮食，集体奔赴灾区抢救灾民。

    受到赵学宁和军队的带头影响，其他未受灾地区的人民也会在当地官府的组织和宣传下，向灾区伸出援助之手，主打一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在现实的冲击下，国族思想和集体意识越发快速的植入进了兰芳国民社会之中，渐渐开始有成为社会意识的趋势，传统宗族社会所带来的姓氏、血缘观念的影响在兰芳社会上开始发生动摇。

    因为这个传统，兰芳在攻城略地掌控更多领土的过程之中，也会通过这种优越的意识和先进的制度对新领土上的本土居民们产生巨大的冲击。

    比如共和国三年六月的时候，吕宋岛遭遇台风，强烈的风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