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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京报·实务选编》紧张筹备之际，朱厚照决定，要将手中掌握的另一把利器——数据，巧妙地运用到即将到来的舆论战中，同时也作为对新报“务实”基调的一次重要实践。

    朱厚照他这次没去西苑，而是密召王良入宫。

    此时的王良，经过数月历练，气质愈发沉稳，眼神中透着数据工作者特有的冷静与锐利。

    “王良，江南流言之事，你可知晓？”朱厚照开门见山。

    “臣略有耳闻。”王良躬身答道。

    “他们攻击新政‘苛酷’、‘扰民’，”朱厚照冷笑一声，“那朕就用他们最无法反驳的东西——数字，来告诉天下人，旧政是何等‘宽仁’！你整理的那些关于漕运损耗、胥吏盘剥的数据，可敢公之于众？”

    王良心中一震，随即涌起一股豪情。他深知自己手中这些经过反复核验的数据，蕴含着何等巨大的力量。“陛下！数据俱在，来源清晰，推算合理，辰敢以性命担保其真实可信！”

    “好！”朱厚照赞道，“你即刻将关于通州仓场异常损耗、漕运‘漂流’虚报、以及由此推算出的、最终转嫁到普通粮户身上的额外负担（‘浮收’的大致比例）等最关键、最触目惊心的数据，整理成一份简明扼要的《漕运弊政数据辑要》。不必长篇大论，只要核心数字和简要说明，务求一目了然，震撼人心！整理好后，直接交给翰林院费宏，他知道该怎么做。”

    “臣，遵旨！”王良领命，匆匆返回西苑，连夜奋战。

    数日后，一份份散发着墨香的《京报·实务选编》创刊号，随着朝廷邸报，送到了京城各部院、各州县学宫以及部分有影响力的士绅手中。

    这薄薄的几页纸，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头版赫然是皇帝关于“崇实黜虚、励精图治”的简短旨意（由费宏精心润色）。后面几版，则精选了文贵在通州整顿时雷厉风行、却又不失分寸的几道命令（经过处理，隐去敏感信息），以及一位御史关于整饬江南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文章。

    而真正引发轩然大波，乃至让许多捧读的官员、士子手都微微颤抖的，是附录的那份《漕运弊政数据辑要》！

    上面用极其简练的文字和清晰的表格罗列着：

    “通州西仓，近五年账面损耗一成二，实耗不足半成，年均七千石粮不知所踪，可养军五千一月！”

    “漕船‘漂流’，风调雨顺之年反增三成，虚报贪墨，触目惊心！”

    “江南粮户运粮至通，途中层层加码，‘浮收’之数，往往超过正粮三成乃至五成！民不堪命！”

    （更狠的是）一份对比图，显示了在理想管理状态下，漕粮运输的总成本，与现状下的实际总成本（包含了所有被贪墨、浪费的部分）之间的巨大差距，旁边标注着醒目的数字：“若剔除弊政，同等漕粮，国帑可省三成，民负可减四成！”

    没有慷慨激昂的批判，没有空泛的道德指责，只有冷冰冰的、看似客观的数字。

    但正是这些数字，拥有着比任何雄辩都更强大的力量！它们像一把把锋利的匕首，撕开了旧漕运体系温情的面纱，将其内部触目惊心的腐败与低效，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这竟是真的？！”

    “每年七千石！三成！四成！这…这都是民脂民膏啊！”

    “难怪东南民怨有时沸腾，若非陛下整顿，我等竟还蒙在鼓里！”

    “《京报》…此物…此物了不得！”

    无数看到这份《辑要》的官员和士绅，都被深深震撼了。

    许多原本对漕运整顿持保留态度，或者受江南流言影响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

    数据不会说谎，至少，王良整理出的这些核心数据，经得起推敲。

    当然，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同样猛烈。

    “哗众取宠！数字岂可轻信？”

    “此乃苛吏罗织罪名之手段！”

    “公然刊载此等‘阴私’，成何体统！有损朝廷颜面！”

    尤其来自江南籍贯的官员，反应更为激烈，纷纷上疏抨击《京报》 “泄露机密”、“煽动民怨”、“其心可诛”。

    朝堂之上，再次为此争论不休。

    然而，这一次，朱厚照占据了极大的主动权。

    当有官员在朝会上气势汹汹地质问数据来源和真实性时，朱厚照只是平静地让王良（已破格授予翰林院待诏虚衔，以便参与）将部分原始账册的核对过程和推算方法公之于众。